杜儿坪矿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搜集整理党素珍事迹时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1981年到1990年，党素珍为矿工缝补工作服1.42万件、手套2.37万副，用去扣子630袋、针60包、线36把、布十多米……她为矿工花掉了8000多元。

也许有人会说，她家里宽裕，不缺钱花。不，事实恰恰相反，党素珍家里很穷，她只是一个家属，没有一分钱的经济来源，3个女儿，2个儿子，全家7口人，只靠丈夫李万义一人工资维持。最困难的时候，大清早党素珍在家里熬米汤，米汤的香味唤醒了睡梦中的孩子，5个孩子10只眼睛巴巴地瞅着锅里翻滚的米汤，口水一口口往下咽。

党素珍的大女儿叫李秀萍，提起妈妈，她说：“打我记事起，我妈就是从早到晚到井口服务，我在家是老大，从小就像个没娘的孩子，早早就学会了做家务。1983年8月，在我结婚的头一天我妈还一整天在井口服务，我多想和妈妈说说心里话呀。第二天是我结婚的大喜日子，我妈一大早又要出门。我说：‘妈，您今天还要去呀？’妈说：‘工人们喝不上水，咋办？妈早点回来就是了。’可到了上午10时，接亲的人都来了，我妈还没有回来。直到上午11时，我妈她才一拐一拐地回来，说是在下台阶时摔了一跤。”

“如果说，儿女的终身大事，她没时间张罗，也就算了。就是我爸得了重病，住了院，她也是先想到工人们是否有水喝。”李秀萍很无奈地说。

“记得1995年，我爸患脑瘤，住在省肿瘤医院，从杜儿坪矿到肿瘤医院，要倒两次公交车，往返得4个小时。我妈说：‘路程这么远，妈去了也不顶啥事，有你们姐弟就行。’我说：‘有妈在身边，我们也好有个主心骨。’我妈为难地说：‘妈去了医院，工人喝不上水咋办？’那天，我爸做了开颅手术，从早上8时一直做到下午6时，我妈忙她的支前服务站，愣是没有去医院。”

李秀萍说，她有时会觉得她妈挺无情的。但每次和党素珍“理论”，党素珍都能说出很多、很重要的理由，每次都以胜利告终，所以他们也没辙。

“本来我还有一个小妹，白白胖胖，好说好动，我妈最疼她了。小妹6岁那年，持续好几天发高烧。妈妈因为工作忙，早上只吩咐了我们几句就走了，一上午，小妹烧得直说胡话，等到我们把小妹送到医院后，医生说，是急性肺炎，送得晚了……我妈从井口赶到医院，小妹已经离我们而去了。那几天，我妈茶不思饭不想，整日呆呆傻傻。但即使这样，她还是没有忘了井口的工人，强忍着悲痛照常到井口。”

党素珍的小儿子李军开说：“我妈对下井工人比对我们还亲，不管受到多大打击，受了多少委屈，都搁不下下井的工人。起先，我们对我妈不满，有怨气。后来，我们跟我妈一起到井口，看到我妈和工人们是那么的融洽，看到我妈高高兴兴服务的样子，才算真正理解了她。以后，我们全家人把妈做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大姐在山西纺织厂上班，常常帮妈采购布头啦、布块啦、针头线脑啦，还有茶叶、桔子粉、红糖、白糖，一买就是几十袋，几十斤。二姐离家较近，家里洗洗涮涮的活儿，大都落在二姐的肩上。三姐普通话说得好，每天晚上给我妈录音，写宣传材料。如果有刷标语、挂标语的事，就是我爸、我哥和我的事了，有时连三个女婿都会动用上。”

本报记者 张小林 实习生 王变变／文

首席记者 王权／图

新闻连载 转载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