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中部调研时，曾十分感慨于中部地区较低的开放度。而在全球化市场化大背景下，较低的开放度，的确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

　　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实行的是梯度推进战略，即由点特区、开发区到面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区再向中西部地区推进。东部沿海开放地区，最先实行对外开放，并且政策优惠程度最高；而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要慢于东部，政策也不如沿海地区优惠。另外在领域开放方面，也是先在沿海地区试点，东部地区市场开放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即使在２００１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保险、电信、商业等重要产业领域的开放依然是先沿海后内地。

　　这种开放模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对外开放度的区域差异。

　　统计显示，２００４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ＧＤＰ占全国的比重分别是５８．４５％、２４．７０％、１６．８５％，而东、中、西部地区出口占全国的比重则分别为９１．８１％、４．３８％、３．３６％，中西部地区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地位明显低于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

　　以贸易依存度为例，２００４年我国贸易依存度为７０％，出口依存度为３５．９％；东部地区的这两个指标高达９２．６％和４７．２％；而中部地区则仅为９．３％和５．３％；贸易依存度甚至低于西部地区１１．０％和６．０％。

　　外商投资同样存在上述问题。截至２００４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金额５６２１．０亿美元，其中东部地区占８６．３％，中部地区占９．２％，西部地区占４．６％。中部外资依存度也与其地位不相称。

　　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度低，有我国开放战略、区位、资源等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相对保守封闭的思维观念及由此导致的体制不适应。

　　所以，要提高中部地区开放度，实现中部崛起，最关键的还是要进行制度创新。

　　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其实也是制度创新的过程。小岗村农民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在土地承包合同上签字画押、创办“杀出一条血路”的经济特区、引进前所未有的外商投资等，都是极大释放被抑制生产力的制度创新。可以说，制度创新是转轨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主线和关键所在，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源。

　　所以，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不管是中部崛起、西部开发还是东北振兴，制度创新都仍是一切政策设计的核心和根本。只有这样，才能依靠市场力量，形成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目前的人员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不创新，不但形成不了人流，还会人气虚弱、人才流失；目前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创新，企业权利就不可能被真正落实，现代市场状态下的物流就不可能形成；而金融制度不创新，竞争被抑制，资本市场也永远不可能成熟，遑论资金流；市场体系不创新，部门垄断、地区分割打不破，消费者权益就会被漠视，也就不会有信息流的基础。

　　中部发展的瓶颈，某种角度看，似乎缺人、缺钱、缺资源，但从另一方面看，似乎又不缺人（一般劳动力不说，武汉、长沙、合肥、郑州等城市都是人才密集区）、不缺钱（当地资金还在大量沉淀或流出）、不缺资源（甚至还具有一定资源优势）。

　　实际上，中部缺的，不是哪一种具体的生产要素，而是制度要素。没有能够让人才、资金、资源充分涌动增值的制度，所谓崛起便只能是水月镜花。

　　沿海地区的发展，重要的不是政策优惠，而是制度创新。依此思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必须在制度创新方面有所突破。比如市场准入的实质性扩大，尤其是金融、保险、电信、流通领域的扩大；比如在投资项目审批率先变为登记制；比如进一步放宽国企改组改造政策等。这些都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制度创新的巨大空间。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无数次证明，封闭的市场永远不会成熟。改变既有的封闭思维，在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更注重制度创新，则不但中部崛起可期，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也会进入一个崭新阶段。（马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