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窝在家里的六年

在美国攻读电影的人都尝过写英文剧本的苦头，那几年，我主要做的就是发展剧本的工作：自己写的，找美国编剧润饰﹑合作的剧本就有好几个；别人的剧本，请我以导演身份改写的，也有几个；自己的构想，找美国作家写的，也有几个。

那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因为经纪人会把学生片拷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销。

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

1980年初,台湾新电影崛起,但后来受到商业考验,开始消沉。这段期间我跟“中影”洽谈过,企划小野﹑吴念真虽然好意热心,但讲话都很低调:“没什么希望!”当时真是一筹莫展。有时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吃不下来,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那时我们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平常我在家负责煮饭、接送小孩,分担家事,惠嘉也不太干涉我,我们经济不够宽裕,所以我也不太愿意进城。

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久久过一阵子,你会看见某位同学时来运转,当然大多数都是虚度青春﹑自怨自艾地过日子。

这么多年看下来,我觉得电影这一行真是形势比人强。我那时发现,身边当上导演、又做出点成绩来的,都是持续写剧本的人,而不是打工的人。许多人一出校门就有工作,如剧务、剪接或制作,到后来就继续那份工作,很难再往导演方面发展。

我曾在纽约街头碰到一个NYU的学弟,比我晚几届,当年他也因学生片红极一时,人又高又帅、口才又好、片子艺术性强,比我的《分界线》受注目。但他至今仍无机会拍片,最多执导HBO(HomeBoxOffice电视台)的片子,不过他还在埋头笔耕创造新的契机。

NYU毕业的校友,在我之前那几届最杰出的就是斯派克·李(SpikeLee),他也不是上班族,而是持续写作及申请基金会的补助。那时拍电影的老中很多也走这条路,但我对这个没兴趣,因为拿补助拍的都是社会片、实验片，和我的路数不合，加上我又没入美国籍，不是市民。申请基金补助好像还得靠行，混入圈内大家轮流当评审，相互给补助。我资格不够，又不会弄，所以没朝这方面发展。

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这期间，我偶尔去帮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帮剪接师做点事，当剧务等等，但都不灵光。后来我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拿沙袋、扛东西，其他机灵的事由别人去做。

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张靓蓓 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本报省内独家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