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正气自有根

‘傅山不出仕，不与新政权妥协，既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也缘于其超前的思想境界’

读书所为何来？你若要拿这问题去问一个古人，那么很可能，他给你的回答是“博学明理”，博学自然是使学问广博，而这个“理”，最根本最重要的便是“忠孝”，连金庸笔下目空一切，视世俗礼法为无物的黄药师都会郑重地说“忠孝乃大节所在，并非礼法”，更何况从小就接受儒家教育的傅山呢？山西大学哲学系教授魏宗禹先生提醒我们：“认知历史要站在当时的环境中去理解。”

忠孝在古代社会里，并不单纯是道德说教，不单纯是统治者愚民的手段，而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因为不管在什么样的体制下，只有社会稳定，百姓才能安居乐业，而忠孝正是在精神层面上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士大夫们作为文明文化的传承者，不论时事怎么变幻，尽管力量微弱，都必须坚守着这一点点道义的火光。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尽管会出于利害的理解认同某些人的选择，比如五代时冯道先后事四姓十君，虽然他在中原流离的局面下维系了中原文化，但依然不得不说，这是他们道德上的污点，更不用说那些在强权下投降，掉转枪头杀害自己同胞的人。

即使从傅山先生当时所处的环境来看，傅山先生的选择依然有其正当的理由。魏宗禹先生认为：明朝覆灭固然有政治黑暗、官员腐败的原因，但天灾人祸外族侵略合力造成此结果，也是历史事实——天灾，致使遍地饥荒，民不聊生，所以李自成揭竿起义；人祸，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将满族侵略者带进了山海关。加上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俭为人虽刚愎自用，遇事优柔寡断，但在明诸帝中，他尚能勤俭勤政，只是大势所趋，独木难支而已。所以，在知识阶层和下层群众中，他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情。明亡以后，人们思念前朝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虽然认为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但斯时斯人却没有这样的胸怀，“夷狄之有君也，不若诸夏之亡也”的观念深深地烙在他们的脑海中。在傅山眼中，满族就是侵略者，他们进关南下，给中原大地造成的灾祸罄竹难书，面对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死难后的累累尸骨，怀着莫大痛苦和仇恨的傅山，怎么可能在几年、十几年后就与新政权妥协并为之服务？《大清相国》中陈廷敬，明亡时不过是七岁不晓事的孩童，学成后清朝定鼎已多年，在新政权下出仕做官，并为百姓造福理所当然，不仅他没有道德上的顾虑，我们也无需非议，甚至会为山西出了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才而高兴自豪，但我们似乎不能以此为理由要求傅山先生也这样做，我们必须对傅山这点孤忠甚至是“愚忠”保持绝大的敬意，并相信，中华文明能绵延五千年而不绝，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像傅山先生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一种执著精神。

近年来，更有论者指出，晚明的社会思潮非常开放，出现了许多激进的思想家，他们对千年的专制制度都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认为君主制是造成社会苦难的根源。作为其中最为杰出的一员，傅山的反专制声音同样振聋发聩，他曾说过，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也说过，市井贱夫可平治天下。这实际上是从根本上质疑君主专制的合理性。试想一下，在这样先进思想的支配下，傅山事实上已经不可能服务于任何一个皇帝，不管是朱姓也好，是李姓也罢，是汉族也好，是满族也罢。用魏宗禹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萌芽！”

傅山先生的气节，无论是源于国仇家恨还是源于他超前的思想境界，都可称得上是一种道德上的典范，400年后，仍应受到我们推崇与尊重，因为这已成为传统文化和历史中的最光辉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李遇 康少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