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发挥 “不许治者不治”之经旨，着重于医家与病家在精神素质方面的异同

   　 中国古典医籍，就已注意到人的发病与治疗过程中，既有自然环境与生物因素的问题，又有社会背景与心理因素的问题，但讲到社会背景问题，多从它对人体生物基础的影响方面着眼，如物质生活对身体胖瘦坚脆的关系；讲到心理因素方面的问题，如七情六欲又多从病因及病的传变方面着眼。《内经》还讲到医家、病家的关系，指出“病（病人）为本，医（医家）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但对标本如何“得”与“不得”，语焉不详。傅山却从人的精神素质的差异出发，鲜明地论述了医、病相得与不相得的问题，发挥了“不许治者不治”的经旨。他在《医药论略》中有一大段阐述：

    　“奴人害奴病，自有奴医与奴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妙人害妙病，自有妙医与妙药，粗俗者不能治。奴、胡二种人无贵贱。妙人不可多得，定在慧业中，投药者亦须在慧业中寻之。若但莽问之，杂愚医工安得其窍？故治病多不救者，非但药之不对，亦多属病者、医者之人有天渊之隔也。何也？以高爽之人医治奴人，奴人不许；以正经之人医治胡人，胡人不许。所谓‘不许治者不治’也，吾于此经旨，最有先事之验。”

    　傅山提出了医学心理学范畴内的一个重要问题。胡人、奴人、妙人，高爽者、正经者、粗俗者，都是人的精神素质问题，属于思想、精神、品格、素质、修养的差异。如果病者、医者在精神素质方面有根本差异，“天渊之隔”，病就不治。傅山这一观点，确实是发前人所未发。也许他的论断有强调过分甚至绝对之嫌，但却是他亲身体验、“最有先事之验”的经验谈，值得研究。

   　 傅山的文稿中没有留下关于医者与病者在精神素质方面格格不入的病例，但在《黎娃从石生序》中却留下了一个二者相得的病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问题。这篇文章记述了盂县穷秀才石峋，娶了一位妓女黎娃为妻，当时，“诸老腐奴啧啧于石生之泥狎邪，而娃之何好饿死也”—— 既从封建道学出发，指责石峋陷于好色狎邪堕落之途，又从势利出发，嘲笑黎娃不嫁一位富豪，却嫁给一个只能跟着挨饿受穷的穷秀才。这些人可以说正是奴人、粗俗之人的典型代表。但是，黎娃婚后，却证明自己是个好女子，她不但能吞糠咽菜，而且“宜于其室而孝于其姑”。黎娃还有几句很有见识，超凡脱俗的响当当的话：“不爱健儿，不爱衙豪，单爱穷板子秀才！”傅山认为，黎娃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子，“即富有四海，拥蛾眉皓齿千千万，不得同年而语矣。”黎娃“劳卒几大病，石生图为延医诊之。娃曰：‘手执他人不得矣。无已，要傅道士来，道士是信我者。’老夫（傅山）因为一往诊之。娃亦不为下帘，端坐床上，亦不甚矜持，而颊辅寒肃如敷绀霜。老夫心倪之。微吾以至诚诊之，其手鲜不为虢州参军之妻之手耶？”

    　傅山是很赞赏黎娃的。诚然，在明末清初之际，像黎娃这样有见识，追求爱情，严肃而又落落大方的女子，不可多得。无疑，傅山与黎娃，医者与病者，精神是相通的。傅山是正经、高爽之医，而黎娃亦非“奴人”，病自然易于治愈。这一病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傅山的观点。

   　 傅山《医药论略》（节选）

   　 药性大纲，莫过于精读“经录”，及历代以来续入“本草”。至于用药之微，又向“本草”中会通性、气味、走注。关键之妙犹轮扁之賙，不可与人言也。吾每推求后代名医，认药之性、气、味及用药之法，皆各自有一话说。有使此药贯者，有使彼药贯者，从其贯者偏任之，偏表见之。岂无合者？岂无未全合者？岂无乖者？岂无不大乖者？亦多坐有傅会自将之弊。不可不知其说，亦不可尽倚其说。且一药而各医争论，往往矛盾。故凡歪好胡混文章，子从他妄行，不过出丑惹笑；若医药之道，偶尔撞著一遭，即得意以为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留其说于人间，为害不小。处一得意之方，亦须一味味千锤百炼。“文章自古难，得失寸心知”，此道亦尔。卤莽应接，正非医王救济本旨。

    　（说明）

    　本文精辟地阐述了学习医学特别是用药的一些经验和道理。对“后代名医”的各家之言，提出“不可不知其说，亦不可尽倚其说”的科学见解。要具体分析，不要偏信偏行。对那些根据自己偏狭经验以为 “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的狂妄“名医”，作者也予以严肃的批评，指出行医比做文章还得认真慎重，“处一得意之方须一味味千锤百炼”。本文贯穿和阐发了祖国传统医学中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总结了傅山本人的行医用药的经验，代表了傅山思想和生活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