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画坛，“四僧”与“四王”分别代表着革新与保守两派，“四僧”之中，以石涛最负盛名。“四王”之首的王时敏说：“大江以南无出石师右者。”对于傅山，现代美术大师刘开渠如此评价：到现在，我们仍可以仿前人赞美石涛的话来赞青主说，“大江以北无出傅山右者”。

   　 1644，旧历甲申，三月，李自成农民军星火终成燎原，大明江山付之一炬。继之，螳螂黄雀，满洲入关。一年内，山河两易其手，天崩地裂，遍地烽烟。

    　时代不幸诗人幸，王朝的命运在急转直下，中国的画坛却异军突起，并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关于这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美术思潮，众多史家记下一个名字：傅山。

    　“画出町畦之外，邱壑迥不犹人，其才品海内无匹，人不能尽识也。”（蓝瑛《图绘宝鉴续纂》）“画如八大山人，迥出画家畦町之外。”（宋鉴《半塘闲笔》）“胸中自有浩荡之思，腕下乃发奇逸之趣”，“尤精篆刻，收藏金石最富，辨别真赝百无一失，称当代巨眼。”（《桐阴画论》）“满洲的入关，并没有打乱了悠久的历史传统，项圣谟、程邃、肖云从、王时敏、王、恽寿平、华岩……诸人，或为皇家供奉，或自写性灵，却还逃不出宋元传统。但明末遗民像弘仁、傅山、龚贤、髡残、道济、朱耷等，却寄悲愤于画幅，自有其枯瘦奔放的作风。”（郑振铎《伟大的艺术传统·序》）“由青主直到现在，我们仍可仿前人赞石涛 ‘大江以南无出石氏右者’的话来赞青主说：‘大江以北无出傅山右者。’”（刘开渠《傅山及其艺术》）。

    　郑振铎所举出的六位遗民画家，弘仁（渐江）、髡残（石蹊）、道济（石涛）、朱耷（八大山人）即是著名的“四僧”，六人皆以明朝遗民自居，其中石涛、八大山人还是明朝宗室，他们在明亡之后，怀抱着满腹的家国之恨，但却“短绠难自汲”（傅山诗，本于《荀子·荣辱》：“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于是将黍离之悲寄于丹青，以伤感主义为内容，以文人画的变革为形式，开出了中国美术史上一代新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六画家，只有傅山一个北方人。

    　这个思潮，不再是宋元绘画的闲适淡雅，不再是明四家的秀丽温润，与清初“四王”的拟古摹古更是大异其趣，“他们以高度简练的笔墨，奇崛突兀的造型、奇肆豪放的格调”，“以主观个性表现，代替了注重形似的客观的再现，开了表现派方法的端倪”（王萤 《明遗民画家与傅山的画》，《晋阳学刊》1983年第6期），这一思潮，上承宋元写意传统，下开“扬州八怪”，乃至后来的吴昌硕、齐白石。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分析王国维的死因时曾说，一种文化灭亡之时，为其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应该说，这也是包括傅山在内的明朝遗民画家的普遍情绪。正是这样的情绪，促成了“老去不能忘故物，云山犹向画中寻”（髡残诗）的创作动机，正是这样的动机，决定了他们作品“墨点无多泪点多”（八大山人语）的内容，也正是这样的内容，决定了他们“觚觚拐拐自有性，娉娉婷婷原不能”（傅山《题自画山水》）的审美取向和画面形式。

   　 傅山长石涛35岁，明亡之时已年近40，他是清初遗民画家中的先行者，也是主将之一，因此，大江以北无出其右的说法，并非过誉，而是美术史上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