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参加高考的时候,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平均录取率仅有5%左右。“家里出了个大学生”,不但是父母脸上的荣光,也是左邻右舍艳羡的焦点。20年后(实际上从1999年大规模扩招就已开始),高考大军更为壮观,只不过,独木桥变成了愈发平坦的宽阔大道。

量的骤增并未引起质的改变,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临界点还没有出现。眼下近60%的高录取率背后依旧是竞争,而只要有竞争存在,作为选拔人才的“过滤器”,高考制度的价值便不容置疑。

但近年来,针对高考的批评责难之声,一直不绝于耳。从对“应试教育”的泛泛指责,到对具体改革措施的逐一发难,甚至发展到存废之争,高考,正被舆论推向风口浪尖。尽管这些声音大都出于改革我国教育招考制度的良好初衷,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还缺乏应有的理性与宽容。

首先是关于要不要高考。一些反对者基于阻碍素质教育的理由,认为其已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应予废除。可若废除之后,又该拿什么样的评价体系来取而代之?这样的评价体系有没有现实操作的可能?迄今为止,我们都还没看到十分令人信服的答案。与此相反,虽然被指有这样那样的弊端,30年来,高考制度为国家选拔、培养、输送了海量人才,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打破城乡壁垒,促进人才流动上,对于那些“跃龙门”的大批优秀农家子弟,它更是带去了莫大的福音。

其次,我们需要怎样的高考。作为一根高效的指挥棒,高考的取向决定着中小学教育的价值走向。这也是它饱受诟病的地方。一考定终生的模式,使学生为考而考,成了“扒分机器”,难以得到全面综合的发展。应该说,这种弊端有目共睹。但如何将高考这一关涉到千家万户的刚性制度柔性化,却绝不是一朝一夕可解决之事,它需要长期并且是谨慎的探索,以免操之过急,适得其反。事实上,教育部门也没有停止过改革的步伐,如1999年起推广的“3+X”高考科目设置方案、2003年北大清华等于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等等,都是“因材施考”的有益尝试。这让我们相信,沿着正确的方向,高考改革的道路一定会走得更远。

高考也许终究会有终结的那一天,但那一定是高等教育彻底由精英转向大众,我国社会、经济乃至人口状况都与之相匹配的一天。但在眼下,我们都还需正视现实,需要多一些理性与宽容,少一些横挑鼻子竖挑眼。

□本报评论员王太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