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饮冰子，或署饮冰室主人，人称任公，广东新会人，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其一生经历，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四五岁起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六岁读毕《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自称“自十七岁颇有术于中外强弱之迹”。十八岁时，与同学陈通甫赴广州师从康有为，被康有为“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之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的气魄所震慑，“一旦尽失其故垒”。从此，梁启超决然舍弃旧学，随康有为学习经世致用之学(今文经学、史学、西学等) ，并协助康有为教授弟子，鼓吹新学，参与康有为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分纂与校勘，从而追随康有为走上了变法维新之路。

　　1895年4月，在京参加会试的梁启超与康有为一道，悲愤于甲午战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联络一千三百多名会试的举人，上书清廷，力请变法(史称“公车上书”)，从而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历史序幕。自此，洋务运动以来不断酝酿的政治改革要求付诸实践。随后，梁启超又协助康有为创建强学会，创办刊物《中外纪闻》，与黄遵宪等创办《时务报》，并发表《变法通议》等大量鼓吹变法的文章，使《时务报》“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成为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梁启超亦因此声名大震，成为维新变法的主将之一，时人誉称为“康梁”。1897 年11月，梁启超赴湖南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培养维新人才，蔡锷就是其中的学生。1898年初，梁启超人京，随康有为谋划组织保国会；6月，梁启超受光绪召见，被赐六品衔并受命专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6月11 日光绪下诏定国事，正式变法。梁启超与康有为等一道，为策划新政做了大量工作；8月，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变法失败，维新志士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康有为逃亡香港，后到日本，梁启超则于9月乘日本兵舰流亡，并于11 月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随后又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并游历檀香山、加拿大、新加坡、印度、澳洲等地。这段时期，梁启超仍然坚持保皇的改良主义立场。

　　第二阶段为辛亥革命前后。大约从1903年起，梁启超因坚持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日益显示出与历史潮流的相悖。此时，孙中山发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日趋高涨，于1905年成立了同盟会。对此，梁启超发表《开明专制论》等文，以《新民丛报》为阵地，极力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共和，同以《民报》为阵地宣传革命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激烈论战。1907年梁启超又组织政闻社，全力鼓吹并投人“预备立宪”活动。

　　1908年，梁启超参与策划“国会请愿”，组织立宪派四万人上书，要求三年内召开国会实施立宪，并撰文批评清廷在预备立宪上的“欺罔”行为。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底，流亡十四年的梁启超回国。在此后的七八年内，梁启超仍旧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并先后担任过袁世凯治下北京政府的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并参与组织民主党，稍后又在进步党(由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而成)任理事。1915年8月，梁启超撰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袁世凯称帝，并于12月赴云南协助蔡锷发动了讨袁的护国战争。1917年7月，梁启超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并与支持帝制的康有为决裂，随即与冯国璋、段祺瑞合作，出任段内阁财政总长，并组建了政客集团“研究系”。同年11 月，梁启超辞去财政总长职务。自此，梁启超基本结束了政治生涯。

　　第三个阶段为“五四”时期。1918年12月，梁启超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启程赴欧洲，先后游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的20多个名城，并在巴黎写成著名的《欧洲心影录》。1920年3月，梁启超回国，决心放弃政治活动，致力于学术、教育事业。之后，梁启超先后讲学于南开大学、清华学校、东南大学，但主要精力则用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1925年9月，梁启超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同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

　　梁启超一生极其勤奋。他除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外，还自诩“平日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绝少”，因而著述极为丰富：据有学者统计，其著述可达二千万字；而著述内容之广博，亦令人惊叹，举凡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如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史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经学、佛学、文学( 理论批评和诗词、小说、戏剧创作)等方面，均有涉及，乃至有人认为，梁启超的著述是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

　　综观梁启超的著述，有如下几大特色。首先是中学与西学的相互融会而能自成一家。梁启超属于毛泽东所说的中国近代积极向西方资本主义寻求救国救民真理、道路的思想先驱人物。一方面，他广纳西学的有关理论及其观点，其目的在于借它山之石，以观照研究中学，权衡取舍；另一方面，又坚持以中学之眼光和深厚的中学修养，对西学之理论及观点进行批判性的吸取继承(但也由于时代和他自身的局限，在对中学与西学的融会中又不无偏颇或乖谬之处)。梁启超不愧为近代中国尝试融会中学与西学的先驱之一。其次，梁启超的著述具有学理性与实践性紧密结合的可贵品格。梁启超是那种时刻关注中华民族现实与前途命运，具有政治气质的学者，他虽然赞许“为学术而研究学术”的主张，但他的著述中(包括学术性很强的著述)，却充溢着对国计民生的关切，对时局世事的褒贬，对民族性格中正面和负面因素的弘扬和批评，对古代思想家们思想精华的阐发，对古今英雄人物崇高精神的颂扬等等，无不蕴含强烈的现实感。再次，梁启超著述之文体、文风独特，自成一家。还是在办《新民丛报》时，梁启超就说他之著文“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代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事实上，梁启超著述总体上也形成了流畅通达，浅显易懂而不乏逻辑性和学理色彩，尖锐泼辣而富于鼓动性的鲜明风格。这种风格当然有利于扩大其著述的影响与传播。

　　也许正是上述梁启超著述的特色，使他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独树一帜，成为开一代风气并深刻影响了后来一些重要人物的先驱。郭沫若就说过，他不仅“心醉”于梁启超笔下外国的爱国志士和建国英雄，而且高度评价说：“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活在中国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与封建的残垒作战。……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兄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言者。”毛泽东青年时代也十分佩服梁启超，对《新民丛报》爱不释手，对梁启超的一些文章读了又读乃至可以背诵。鲁迅著名的改革国民性思想，无疑也有着对梁启超“新民说”以及国民品格弱点的揭露批评的密切继承。

　　总之，梁启超的著述，作为近代中国社会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份可贵的文化、思想遗产或资源，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它。学习研究总结其中的精华，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增添一点助力，也许是可以期望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