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山西新闻网嘉宾访谈室，我是主持人葛海霞，今天请到访谈室的嘉宾是维权斗士郝劲松。你好，请向山西新闻网的各位网友问好。

郝劲松接受山西新闻网访谈

　　郝劲松：大家好，我是郝劲松。
   
　　主持人：各位网友，我先和大家谈谈在生活中我们作为消费者，可能都会遇到的烦心事：

　　当你使用电话时，你可能因为移动、联通、网通公司名目繁多的选号费、座机费、双向收费、漫游费等不合理的收费而心生怒火；

　　当你经过一年的奔波与忙碌，怀着兴奋和急切的心情，在春节前后乘坐火车往返于工作、求学的城市和生你养你的家乡时，你可能因为春运火车票涨价、一票难求、乘车环境拥挤不堪、列车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火车上商品昂贵、火车晚点等等不如意的事情而抱怨不已；
　　
　　可是，各位网友，你如何表达你的牢骚与不满、甚至是谩骂与悲愤呢？把你的怨气统统滞留在水泄不通的售票大厅和站台上，消弭在拥挤的车厢里和回家的铁轨上，还是在你的博客里写几篇文章、发几张照片来表达不满，然后在下一次春节回家时，继续忍受同样的煎熬？！日子久了，你见怪不怪了，你的忍耐能力越来越强了，你学会了逆来顺受。

　　可是，有一个人，他没有屈服，他把心中的不满化为了行动：他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勇敢地和铁老大叫板：从04年开始，他以火车就餐没有开具发票、火车退票不开发票、铁道部春运涨价程序违法等为由，和铁道部、北京铁路局等部门打起了官司，一次次和这些貌似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对簿公堂，还用特快专递给国家铁道部部长写信呼吁春运票价停止上浮，他用自己的努力结束了中国火车不开发票的历史；春运火车票不再涨价，他也功不可没。

　　这位勇敢的消费者就是维权斗士郝劲松，郝劲松，1972年出生，汉族，山西定襄人，今年7月刚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主修刑事诉讼。
　　
　　因为他不停的“找麻烦”，他成了许多人眼中的“诉讼狂人”，郝劲松打的这几场官司，全部是公益官司，而他的对手又如此强大，但是，这个山西男人却从不知道害怕。我想，能够以个人的力量，指出并纠正某个权力机关的错误，这样的行为，除了勇气，还有信仰。

　　郝劲松耗费着自己的时间、金钱、精力等成本，执着地为一些在别人看来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打着官司，他这样做的目的、意义何在？他的家人是反对还是支持他做些事情？家人的反对或支持是否对他产生过影响？他在维权的过程中是否受到过恐吓、他又如何面对这些恐吓呢？他难道没有考虑过，他这样做会影响他毕业后用人单位对他的接收吗？到底是怎样的信仰支撑着这个山西汉子面对一次次的败诉，而不肯停下维权的脚步呢？
　　
　　让我们和郝劲松谈一谈，解开网友们心中众多的疑问。

　　你好！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维权的想法的？
   
　　郝劲松：刚才主持人提到很多问题，我想系统地谈一谈为什么这么做，好多人也表示对我的行为不能理解。事实上，我是从04年开始做这些事情，也不是一个人。
   
　　主持人：具体是从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郝劲松：从04年以前吧。当时看到很多不合理的现象，国家处于转型期的当口，由于一些法治制度不能健全，处在一个半人治半法治的社会，出现大量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问题；法律得不到贯彻执行的问题；司法不独立的问题；以及公民没有合法的渠道来参与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那么在04年以后所打的官司呢，遵循了这样一个思路去操作：选一些点，让公众来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让公众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让他们看到这样做所带来的一些改变，当然我们的观众也包括政府。公民有干预国家事务的权利，宪法赋予的权利得不到落实，会造成社会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并得不到有效监督的局面。我们需要找一种方式，政府也能够接受，当然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而且是简便易行的可操作途径，当时提出这个叫“诉讼与局部改良”，我们当成一个试点去做。在04年打官司的时候遵循这个思路去操作。通过一些个案来发散一些我们的理论，包括我们一些观点。我们希望政府能看到来自社会和一些公民参与到国家建设中的一些行为。

　　主持人：有没有考虑过用其他方式解决？
   
　　郝劲松：在我们操作以前已经有很多人用其他方式。比如提建议、找人大代表等。     
   
　　主持人：你尝试过没有？
   
　　郝劲松：我没有尝试过，我只是观察，有关中国人大代表的制度还不是很完善，以至于很多民众无法找到自己的代表，我们甚至无法认识到自己所选的代表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对一些代表，我们甚至的他的名字都很陌生，去年我参加中国政法大学人大代表的选举，对这样一个制度有比较深刻和进一步的了解，我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式，可以遵循的一些途径。当你看到一些情况，如何让政府重视你，如何让政府配合你，让他知道你这样做是对他是一个有力的促进。这个途径是我们来摸索一个完善的方式。最后我们选择了公益诉讼这个途径，在中国起步比较晚，甚至还没有一个立法的概念。我们把它叫做“带公益性质的诉讼”。虽然最近有消息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修改讨论《民事诉讼法》这个草案，在这里面加入了公益诉讼的条款，我觉得这是一个立法的进步，对我们来说是欢欣鼓舞的，下一步对我们来说是有法可依的。
   
　　主持人：这是你打官司的初衷？
   
　　郝劲松：当时只是想摸索一种方式，对政府来说是一个改良的方式。对公众来说是一个有效参与的方式。我们想去摸索这个方式并想推广。
   
　　主持人：01年有一个姓乔的律师曾就春运火车票涨价和铁道部打官司，败诉后没结果了。
   
　　郝劲松：他提起了行政复议，向北京市高院上诉，北京市高院仍然判他败诉，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憧憬，当时他提出诉讼的时候引起很多轰动，因为状告一个国家部委的案件并不是很多，但是打那以后再没有人很去做，出现了一个空缺，没有人改善，当时的法律意识、经济意识还没有达到让更多的公众去步他的后尘，公民的诉求越来越需要表达，很多人需求一种表达的方式，多关注中国的民主和政治，包括人权、自由，传统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民众的需求，亟需要有一种在法律允许的模式下去操作，我们属先行者，并且亲自去操作者。
   
　　主持人：你打的官司在很多人看来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比如说火车站不设立厕所，火车上消费不给发票等，关于状告太原铁路局侵权一案，我也听他们说你在浪费国家宝贵的司法资源，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郝劲松：那只是他们的理解，从表面现象上看确实是小事情，铁道部花了纳税人67亿元却不给设计建设公厕，很多人不知道那个情况，他从来不去上公厕。有人说我坐火车几十块要一张发票不值得。我们昨天和一个朋友，美国耶鲁大学中国法治中心的一个副主任，在聚会时提到这些案件，他的结论是：“我认为你做的事就是鸡毛蒜皮的大事，因为牵扯到的人很多，每年有10亿乘客去乘坐火车，假如每个人消费一元钱，每年的消费额就是10亿元，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每个人销售一元也是一个很保守的计算，没有发票来监管，这个庞大的税收就流失。对公民来讲有没有发票无所谓，我们讲“勿以善小而不为”，我说这个涉及公民的权利，这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规定消费者的一种权利，这样一部法规发布了，但是很多时候无法执行，甚至在日常生活中被践踏。
   
　　主持人：中国人要发票的意识很淡薄。
   
　　郝劲松：很多人没有这个意识，无法意识到行政法规被践踏的背后是法律所失去的尊严，以及法律所保护人的尊严，一个国家法律如果没有尊严，所有人都没有尊严。我们从发票的角度来讲，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发票关系到国家的税收。我们讨论这些案件的时候，会考虑政府的态度，政府对这个案件持什么态度。从发票的官司我们首先判断政府不会纵容某些企业长期逍遥法外，虽然第一次诉讼和第二次诉讼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我们仍然提起第三次诉讼，当时开庭，当天宣判。在10日内给我们发票。随后国家税务总局和铁道部联合发出一份文件。在2006年以后，发出铁路特制发票。
   
　　主持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
   
　　郝劲松：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事实上的改变，还是政府的配合让我们看到往后走的信心和希望。
   
　　主持人：其实在生活中去吃饭的时候，我看到既使是只有三张桌子的饭店也都贴上提醒顾客要发票的提示；拿到发票还可以刮奖，这样就可以激励一些顾客去索要发票。有些饭店想出一些招数，顾客如果不要发票饭店就给打折，送礼品。但是我注意到像肯德基、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消费50、60元都不开发票，甚至连消费凭条也不给顾客，有逃避税收的嫌疑。前天晚上我去肯德基买了东西以后没有凭据，我返回来要了一个消费凭据。我去要发票的时候，等了好几分钟才给了发票。
   
　　郝劲松：在北京麦当劳、肯德基都很正规，不存在这样情况，店里也没有贴提醒顾客要发票的提示，这种提示是税务部门的工作的结果。
   
　　主持人：我看到肯德基、麦当劳没有贴这个提示。
   
　　郝劲松：是否具有法律的后果不做一个判断。 说我浪费国家宝贵的司法资源？我觉得无法理解，因为在他看来当然是一个很小的事件，为什么要通过诉讼把它扩大化，打这些公益诉讼通过媒体来宣传这个理念，让很更多人去思考。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小题大作，很多人会想这个方式是否行之有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做这样的改变或者是有一个声音发出来这些正常的现象。
   
　　主持人：这样可以一石激起千层浪。
   
　　郝劲松：有很多只扫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行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很冷漠，有一篇文章《从冷漠到冷酷》，强调一种人对善良的态度，如果你看到邪恶不知道愤怒，看到弱者不懂得同情，我觉得这种做人的原则会越来越少，你连人性中最起码的善良都没有，当法律被践踏的时候你最好会挺身而出，去保护法律尊严。
   
　　主持人：前两天《山西晚报》有一个报道，在公交车上看到这样一幕，有一个孕妇上车后，专座被年轻人占据没有人让座。前面有一个老太太对坐在专座上的年轻女孩说：“年轻人你给孕妇让个座吧”。结果这个年轻人和老太太吵起来，还打了这个老太太一耳光，真是让人气愤。
   
　　郝劲松：这个情况不止是山西有。
　　
　　主持人：其他地方有个孕妇把公交车上不让座的人拍下来公布在网上。
   
　　郝劲松：应该的，我们应该把这些公布出来，暴露在阳光下。这种现象是一种道德的缺失，他们很多时候很自私，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信仰，他们不明白自己活着要做什么。去年我们作了关于信仰的调查。有人说：“我的信仰就是快乐”；有的说：“爱情就是我的信仰”；还有人说：“我没有信仰”。假如人没有一个精神的支柱，会出现一个没有方向的状态，再加上社会的动荡，看到自己很多无法理解的冲击，会产生很多迷惘，甚至有一天会突然爆发，会做出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包括暴力。
   
　　前一段时间北京有四个中学生虐待一个妇女，当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们竟然说“好玩！”。这种空虚、变态的心理，我觉得是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一个空白，很多人出现的盲点，包括道德和法律，对法律不再有信仰，很多人不再去打官司，他觉得法律不会有用，司法是不公正的，不独立的。
   
　　当然他说的这个情况也一部分。中国司法不独立，这种现象发生了，我们不是看一下就溜走，我们所做的就是明知他不合适，还要去改变他。促使他更完善，向我们所预想的方向去改变。
   
　　主持人：我们称你为“维权斗士”，那么你在和什么战斗呢？
   
　　郝劲松：和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做斗争，和一些公民陈旧的意识作斗争，这种斗争是我们从心底里所涌起想法：我只是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什么？能改变什么？因为不能改变什么，所以就不去做。事实上，有一天我们的信仰颠覆了这种意识，就要去操作他，一个人到底可不可能去改变，到底可不可能去行使宪法赋予我的权利？到底有没有这个司法环境，政府的态度怎么样，我们能否去做一些事情，我们所做的能否为社会所认可，能否被民众所认同，我们发现所出现的效果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计。
   
　　所以我们去调整自己的步伐，去做更多的事情，包括我们正像成立一个NGO（非政府组织），我们叫郝劲松法律服务中心，有北京各高校的学生，有律师，我们筹集一些资金做公益诉讼方面的事情，我们认为这会成为法律的一个进步，如果仅仅依靠政府是不够的。在中国最大的群体是民众，如果民众的法律意识加强，对不合理的现象进行监督，可能会好一点，包括对腐败的监督。
   
　　主持人：很多老百姓受到你们的影响去维权，但是他对法律并不精通，他应该怎么去做？
   
　　郝劲松：对，国家每年都在普法，但普法的效果不明显。我们这样做也是在普法，我们挑选的都是一些法律关系简单的，并不深奥的案例。比如对于老百姓来说，我吃饭了消费了，你应该给我发票，你不给我，显然是你不对，所以要去找相关法律维权自己的合法权益。比如我们能看到各种法律节目，电视台有各类法律节目，法制类的杂志、报纸。像《今日说法》上有很多案例，有一个人说：“我奶奶都在看这个节目。”这是一个很浅显易懂的节目，观看各类法制节目是一个从生活中不断吸取教训的过程，我看到生活中这些人是这样反抗的，我遇到类似情况，是不是可以？郝劲松可以运用这个方法把铁老大打败，我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下？
   
　　我觉得这样一种日常生活的吸取非常重要。
   
　　主持人：其实，老百姓想的是比如买到假冒伪劣商品怎么办？多数人还是想去找3·15或是找媒体曝光，一般打官司是想不到。
    
　　郝劲松：从中国目前来看，“屈死不告状”这种落后的状况要改变，不能把自己局限在老百姓，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政府作为服务的一方，所有生活中遇到的现象都应该由政府来管理。事实上，有些政府是不负责任的。比如从山西的黑砖窑事件中就可以看出政府的麻木不作为，我们的民众在这个时候就不能保持沉默了，不能因为嫌麻烦就不去做。
   
　　主持人：这事是通过媒体来发掘的，媒体的力量不容忽视。
   
　　郝劲松：媒体是一个公平的渠道，我觉得用法律会更直观，个人的权利要自己去争取，虽然法律不是很完善，你在使用过程中会暴露他的问题，比如一个病人，如果你在给他检查的过程中暴露他的病灶，可能会动手术，去拯救他。中国的法律也是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去使用它，用法律的方式来改变社会。当然，有时候会败诉，但是我觉得这种方式也会产生很大的力量。
   
　　主持人：毫无疑问，你是以维护私权的方式来保护公众权益，你可能会遇到很大压力，也就是你刚才说的中国人不打官司，中国人一贯提倡谨小慎微，比如一些古老的哲学也提倡不要做“出头鸟”。
   
　　郝劲松：这种古老的哲学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形势。中国正处于转型期，每天都在发生很多的变化。在40多年中，中国发布了很多法律法规，但是用法律的人是少之又少。我们是有意去做一些诉讼，而不是像民众一样怕打官司，我们主动去寻找一些点，去作一些有益的诉讼。比如起诉铁道部。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水滴石穿”，很多人看不到这个水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现在不是郝劲松一个人，有很多人冲在一线，我们做各式各样的尝试，实际上我们已经融入了进去，对政府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力量。
   
　　主持人：你是维权的过程中是否受到恐吓？
   
　　郝劲松：受到恐吓倒没有，就是有很多人不理解，受到过一些冷嘲热讽。冷嘲热讽来自于我的对手，也来自于一些个别的看客，像鲁迅笔下的麻木的看客。鲁迅说闰土除了眼珠子会动一下以外，什么都不会。中国人现在也有很多人很麻木，他自己不做，也会站出来阻碍别人去做，我认为这种阻碍的力量无法去左右历史的车轮，有不同的声音发出来也是好的，总比沉默、麻木、不思考要好。在思想发生碰撞时，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让民众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主持人：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中国现行体制上，个体状告国家权力机关或大型企业集团的行为，大抵难逃败诉的厄运，你也经历过这样的“厄运”，你有没有感觉力不从心的时候？
   
　　郝劲松：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事情正在按照我们的既定目标去改变，甚至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速度。政府在其中表现出的配合，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评估。像火车不开发票的改变，我觉得这些成功的案例最重要的用一种评估或作用来讲，是对民众的启发，对中国法治的一种鼓励。我们把中国的法律比作一颗树，很多人不会关心它的成长，我们不同，我们在不同的时期浇水、修枝、剪叶，让每个人都看到法律就是这颗树。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困难会发现法律可以保护你。你的土地被侵占政府也不会保护你，你会觉得这法律这个时候不保护你，法律是公正的，你没有去呵护，捍卫他的尊严，你没有去浇水，没有进行必要的护理。这个时候这个树显得非常的虚弱，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无法为你挡风遮雨。
   
　　主持人：你的家人是否理解支持你的行动？他们的看法对你有什么影响？
   
　　郝劲松：我的父亲非常支持我。他是一个老干部，曾经参加过解放太原和临汾的战役，他对我做这些事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年解放临汾的时候，城墙是非常的高大坚固，如果强攻会遭受非常大的损失，他们后来采取挖洞的方式，在离城墙还有一公里的地方挖了很多隧道，把炸药集中起来，炸开城门冲进去解放临汾。用了很多的技巧，我觉得这个战斗的技巧非常重要。中国现状的改变也很需要技巧，我们看到很多人过于急于求成，和政府对抗，站在政府的对立面，这种情况导致的后果是普通人不能接受的。
   
　　主持人：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人买家电，因为有质量问题一直诉讼，却一直没有结果，最后导致她的神经出现问题。其实买的就是一套家庭影院，几千块钱，因为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所以她崩溃了。
   
　　郝劲松：我觉得中国这种状况需要很多人有承受力，法治社会固然很好，在中国目前情况来看，不可能一日之内建成，长城也不是一天建起来，我们需要坚韧不拔的态度和一种锲而不舍的力量，这种付出需要很多的耐力。我们说更多的时候需要技巧，你必须让政府认识到你的目的和他是一致的，你的力量像啄木鸟一样，对树木是有帮助的，只有这样才可以把国家治理得更好。
   
　　主持人：前两天在《山西晚报》上看到，在运城地区有一个人，有人欠他的6万块钱一直没有还，他打官司后判决了，但就是无法执行，他只好请法官吃饭，最后他请客花的钱已经超过了6万。
   
　　郝劲松：这个是对中国司法的一种讽刺，主要是缺乏没有监督，法官的个人素质和对法律所赋予他的权利没有有效的渠道来钳制他，导致出现了空白。想通过人大监督他？很多人对所选的人大代表一无所知。他无法对人民负责，像很多官员一样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只对上面的人负责。这种状况我觉得是体制上的问题，体制如何改变？我觉得需要更多的公众不停的去打倒他。像宪法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什么是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主持人：你也因对“打破行业‘霸王条款’起到了一定作用”，被新浪网和《环球财经》杂志联合评选为“2004年构建经济和谐十大受尊崇人物”。被先后提名为2005中国法制新闻人物，2005年度十大法制人物。两起案件分别入选2005中国十大案件，2005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并以“维权战士”的身份写入05、06年中国法治蓝皮书，并成为2007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贡献奖的入选人物。

　　你如何看待这些荣誉？
   
　　郝劲松：这些活动都是官方评选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官方对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的态度，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官方对我们的行为，对我们这种非政府组织所作的一些尝试还是认可的，我更关心的来自基层民众的一些认识。比如在网络上我们看到一些评论，给我们写信、发邮件，表达了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的认可。这是我们很需要的。
   
　　主持人：我看有些人发自己的案子，想寻求你的帮助。
   
　　郝劲松：我们不可能对每个案子都去提供帮助，我们只对针对重要的、有影响力的案件。前一段时间，我们代理“铁道部大风不停运事件”，在新疆的火车遇到12级狂风，没有采取规避措施，直接驶入风口，最后导致列车颠覆，有4名乘客直接死亡——3名直接死亡，有1名重伤抢救无效死亡。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站出来去说话，我们发现没有人发出声音，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代理案件，起诉铁道部有行政不作为，没有履行监管职责，造成恶性事故的发生。我们起诉后，最后铁道部规定10级以上的大风，火车必须停运，毕竟人民生命财产是最重要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以人为本。我们觉得还是有效果的。
   
　　主持人：下面有一些对你不好的评论，有些人说你打官司为自己挣名利，借助媒体炒作哗众取宠。这些看法对你有什么影响？
   
　　郝劲松：很多人是不道德的，他发出指责的时候有一种不好的心态，你不去尝试改变不好的现状，当别人改变的时候你又去冷嘲热讽：你为什么和我们不一样？我们都可以承受和忍耐，通俗一点说，我们都可以当孙子，你为什么不能，你为什么要站出来当出头鸟？你为什么要去改变？事实上，改变以后对他也是有好处的。
   
　　主持人：就像春运火车票涨价对很多人都有好处。

　　郝劲松：尤其是农民工，虽然说只有几十元钱，但还是有好处的。票不好买仍然是一个问题。
   
　　很多人的冷嘲热讽我们有时候会予以反击，我们的反击方式就是用大规模、更强有力的力度去介入，去做一些公益诉讼，让他看到，你的声音太微弱，在这个潮流中你只是很少的一小部分人，用政府的话说是一小撮人，你根本无法阻挡中国民主与法制的潮流。
   
　　主持人：你认为不断打官司会不会影响到你毕业后用人单位对你的接收？可能用人单位会嫌你喜欢找麻烦。
   
　　郝劲松：我不找工作，我现在有工作。我不是找麻烦，我是解决麻烦的。麻烦无处不在。中国的麻烦太多了，我们不用找它也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解决麻烦。我们不准备找工作，我们本身就有工作，我们有自己的法律援助中心，我们成立一些非政府的组织，尝试去配合政府使国家更规范，这样做更有意义。
   
　　主持人：你不是想当高校老师吗？
   
　　郝劲松：这是我上学时候的梦想。我有时候觉得当老师很好，可以在讲台上去传播自己的理念。但是现在不需要了，很多老师对我说，你所做的行为本身就是在给我们上课，包括我们作为老师都觉得缺乏你这样的勇气，我们很佩服你。前天聚会的时候，北大的一个教授、博士生导师说：“当年你听我的课的时候，我觉得你所问的问题，就跟普通人不一样，当时我想你肯定要做一些事情。这几年我一直很关注你，你所做的事情对所有人，凡是关注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人都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和鼓励，大家总有一天会看到中国法制的希望。”
   
　　主持人：你们学校的老师很看重你，很支持你的行动？

　　郝劲松：我们学校老师分两派，有一批人非常支持我的行为，但有一批人非常反对我的行为。包括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也受到了一些阻力。有这种现象也很正常，毕竟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向着你，比如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一个决议百分之百都同意，全票通过，那就是不正常的状态。比如就像萨所萨达姆当年当选是全票通过。我觉得绝对的东西是虚假的东西，甚至是在钳制、压迫下的一种通过。所以我们允许不同的声音发出来，有时候是冷嘲热讽，有时候会冷静地分析你的问题。
   
　　主持人：你今年就毕业了，听说你正在筹集一个公益基金会？

　　郝劲松：对，是郝劲松法律公益诉讼基金。
　　
　　主持人：具体怎么实施呢？
　　
　　郝劲松：我们向社会各界来募集一些捐助。在这几年我们不断接到不同的方式，邮件、写信、打电话，社会各界民众的需求，有些案子是个人诉讼，涉及个人利益。有些案子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前一段在北京有一个家长找到我说关于孩子的赞助费问题，他不是北京户口，当地学校要收赞助费，这个现象非常普遍。
   
　　主持人：我自己也受到过这个影响。我朋友一个孩子，他的户口在这个片区里，他妈妈让他想上更好的学校，让户口落到姥姥、姥爷家。现在上这个学校老师要检查，看他是不是真的住在这里，除了你的户口放在这里，要住房证、房产证、有线证、户口本、煤气证等等，还要进行明察暗访，看家里有没有小孩的玩具和衣服，来确认小孩是不是在这里住，只想找茬来让你交赞助费。
   
　　郝劲松：这种状况在全国都有，也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缺乏规范的一种行为。当一个法律法规所缺失的地方出现空白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很混乱的状态，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我们成立公益诉讼基金，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一些有典型意义带有公益诉讼性质的个案来解决一些面的问题。我们个人进行公益诉讼，来尝试培养更多公众进行公益诉讼，甚至提供法律援助，可以支持他们，去解决更多的问题，在中国由个人发起到将来推广肯定是一个发展趋势。你不能说老是郝劲松一个人这样做，这样会使很多人失去信心，他跳来跳去就是自己唱独角戏，事实上很多人站起来，让他们知道一些法律的技巧和知识，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由点到面，让这个在中国遍地开花，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尝试的。

　　我们有很多合作的律师事务所，每个律师去做一个公益诉讼案件，这100个案件如果都是带有公益性质的，会对中国的法律提出很多建议性的问题。比如孩子的入托问题，国家肯定会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刚才说的比如要查出一个问题要交6000块钱，我觉得老师是本来是育人为主的，不该这样功利。
   
　　郝劲松：学校不是金字塔，没有一个腐败不染指的地方，上到高校下到小学，因为一个腐败的国家，一个缺乏监督力度的国家，腐败是无处不在的。想寻找一块净土很难。
  
　　主持人： 整体上还好，但是存在一些漏洞。
   
　　郝劲松：不是有一些漏洞，而是有很多漏洞。腐败得太多，很难找到这样一片不腐败的净土。

　　主持人：前几天看到一个电视剧《使命》，有一个刚调过去的公安局长，他不腐败就要其他官员受到压制、排斥。
   
　　郝劲松：最后的结局还是好的。

  　主持人：最后他终于把那些和黑社会组织勾结的官员打倒了。

　　郝劲松：你所说的这种理想化的状态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只有更多的公众有了法律意识，有了法制意识，有了我讨厌屈服的意识，人多了力量才会大一点，不良风气才会没有了。今年问你收赞助费6000，明年就是12000，后年就是24000……。只有有一天你爆发出来，才可能终止。我们发现一种问题，在大家觉得很难改变的时候就迟了，所以我们要赶紧去改变它。
   
　　主持人：我觉得维权斗士郝劲松的贡献在于，在你的影响下，像你这样勇于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的公民，在实施依法治国，公民法治意识日益提高的中国已经越来越多。至少我消费后会要发票。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呼吁，不断去唤起社会各方面对老百姓维权问题的重视，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坚持不懈的维权精神捍卫了中国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维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通过公益诉讼的形式通过了中国民主法制的进程。祝愿你的事业会更好，愿你的公益诉讼基金筹到更多善款。

　　郝劲松：感谢山西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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