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晚报》一线记者编辑报告会

　　·我把青春交给黑夜（要闻部编辑：杨松涛）

我来自山西晚报要闻部,是一名普通的小编辑。

作为夜班编辑,我的作息时间和正常人是反着的———别人上班时我在睡觉,别人睡觉了我就上班了。平时,我要是白天出来遇上熟人,他们准会说:“嘿,大白天的,你怎么跑出来了。”

因为我们的工作比较特殊,还经常引起误会。

山西晚报的女孩多,上夜班的女孩尤其多。我们部的一个女孩刚上夜班那会儿,小区里的人特别奇怪,好好的姑娘怎么天天大半夜回家,闲言碎语就越来越多。居委会主任有一次特地找到女孩的妈妈说:社区现在正在招临时工,一个月开四百,钱虽不多,可是个正经工作。孩子还小,你们可不能为钱耽误了她。女孩的妈妈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赶紧解释:孩子在山西晚报上夜班。

这里，我想把三个电话的故事和大家分享。

来自读者的第一个电话

我要讲的第一个电话,是一位读者打给我的。当时,我刚刚结束半年的见习期,成为一名真正的编辑。电话里,这位读者气势汹汹地告诉我:“杨编辑,你今天的版面上有一个连小学生都不会犯的错误。”我当时傻了,马上找来报纸看。的确,我错了,而且错得很不应该。我向这位读者道歉,可他却说:“你向我道歉我接受,可是你能向所有的读者道歉么?”电话的这边,我根本不知道再说什么。读者的话戳得我心生疼,我跑到卫生间一个人哭了一场。整整一个下午,我都沉浸在深深的自责中。知耻而后勇,这句话最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我对自己说,要努力,要勤奋,不要因为自己让报社丢脸。为了这个目标,我过得很累。版上的每个字,每个标题都牵动着我的神经。有的时候半夜回到家,突然想到版上有个地方不对劲,就会整夜睡不着。

去年的一天,我的版上要刊发其他报社记者传来的稿子。因此,有了第二个电话的故事。

来自记者的第二个电话

当天,我从下午5点就开始等这条稿子,到了夜里11点还没消息。我坐不住了,就给那位记者打电话。他可能正忙着写稿子,只说了一句,“快了,写完了就告诉你。”又等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消息,我心里着急,只好硬着头皮又打了一个电话,刚喊了一句老师,那边就叫起来:“你有完没完,等着!”说完电话就挂了。继续等,1点了,如果再没稿子就要误报了,我咬咬牙又拨通了电话。那头一听是我,“啪”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当时实在忍不住了,眼泪“刷”就流了下来。我当时想,好好的什么不能干,要当编辑受这窝囊气。

作为山西晚报的一名编辑,我觉得很幸运,因为它有一支优秀的记者队伍。报社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没有特殊情况,记者的手机要24小时全天开机。也许为了一篇稿子、也许是为了一句话、也许是为了一个字,我们都可以在大半夜给记者打通电话。

记得我给一位女记者打电话,心里特别不忍心。因为她当时刚做了妈妈,孩子就睡在她的身边。电话通了,我先道歉。她却说,没事电话一直就放在枕头下面,就怕稿子有个问题。等我问完了稿子的事,她又说:小杨,你要有问题再打给我,大家都是为了工作你不用有负担。听了她的话,我心里酸酸的。

有人说编辑就是为人做嫁衣,可是我要说,能给晚报这些可敬可爱的记者做嫁衣,我感到很荣幸。

我们上夜班是苦,可是,还有一些人比我们更苦,那就是我们的家人。说到这里,我就要讲讲第三个电话了。其实,这个电话我没有接到,它是37个未接来电。

来自妈妈的第三个电话

因为与家人相隔千里,平时我们就靠电话联系,为了方便我把家里的电话设成了快捷拨号。一天开会,我的手机调成了静音放在包里,结果键盘没锁,电话阴差阳错地拨到了家里。等我下班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3点了,我拿出手机一看37个未接来电,全是家里打来的。我赶紧拨回去,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我妈接起来了。她不说话,只是哭。这时,我爸抢过电话问我:“闺女,你好不好,有没有事?”原来,半夜12点家里接到我的电话,可是里面却没有人说话。我家人急坏了,担心我下夜班有危险。先是不敢放电话,后来放下打过去又没有人听。我妈就坐在电话机旁边一遍一遍地按重拨键,一边按一边哭。哭到后来,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那晚,我整宿没睡,自己一个人哭了一晚上。我知道父母不用我说对不起,他们期盼的只是我的平安,可是作为一个女儿,我的心里却充满了愧疚。

我们部主任李广义曾经说:夜班编辑,全凭良心干活。是啊,所以我们会为了一个错字而懊恼忐忑,为了一个标题而辗转反侧。我们相互安慰着、鼓励着,穿越在勇气与责任编织的心路上。我们把汗水交给黑夜,把青春交给黑夜,把心交给黑夜。（内容有删节）

山西晚报要闻部编辑 杨松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