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占平点评乡土文学

“乡土小说写作，在山西文学界有着突出的传统性与继承性。30年里，写乡土生活的山西作家数不胜数，而最有成就最有影响也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李锐、王祥夫等。他们自觉地选择民间立场，并且能够以知识分子觉醒的现代意识和哲学眼光审视农民的内心世界，体现出独特的价值判断，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具体写作中，他们又特别注重呈现乡土生活本色，即深入发掘和提炼那种体现出生活本质与生命韧性的民间精神——那种体现在最普通的人群、最本真的现实人生、最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的真性情、真精神，就让作品有了灵魂。此外，他们也比较注重文化思考，包括对传统文化中封建部分的解剖，以及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人际关系和道德风气变化的思考，都有一定的见解，从而丰富了作品的艺术含量。”

所谓的“乡土文学”，师出有名——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

评论家王春林说，“自鲁迅先生以来，形成了一种长久不衰的持续了近百年时间的乡土小说的创作传统。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构成山西现代小说创作主体的正是乡土小说。”

过去的山西，是一片纯正的乡土。

黄土高坡上，站着赵树理，刮着西北风，喊着放羊调——任凭它多么土，依旧美若画卷。

美好的画卷，在田东照、韩石山、权文学等乡土小说家的手中缓缓展开，浓郁的“黄河风情”扑面而来。

改革开放的30年，是山西面向工业化和城市化一路高歌的30年。

乡土文学作品能够畅销，书写乡土题材的作家能够引起轰动，并不容易。

李锐，在“吕梁山”插队六年的人生经历，成为他创作生涯的“厚土”。

王祥夫，总是觉得城市太小，农村无边，田地里的味道，永远是最香的。

曹乃谦，赖在农民的炕头上，躺着、唱着、写着“温家窑风景”。

热爱着这片热土的人，正从不同的路上，将乡土人生及其精神世界，带进当今的文学之林。

山西晚报：别人说你是山西乡土文学的代表，你怎么看？

李锐：我想澄清一下“乡土文学”这个概念。有人把所有写农民、写乡村的文学归类为乡土文学，这是一个最为浅显的归纳。自“文革”以后的所谓“新时期文学”以来，在这个归纳里其实是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等级划分，乡土就意味着边缘、封闭、落后、低级。但实际上并非写了乡土就一定能算作是“文学”。沈从文、福克纳都写乡土，写农民，但是提到这两个人的作品，人们最直接的联想肯定是文学，是由于文学而激发出来的联想和感慨。陶渊明的“戴月荷锄归”直接描写农事，可大家的联想肯定首先不是乡土。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坚持这样的概念澄清，不为别的，就是想说清楚自己的坚持，就是想纠正一些理论家们的习惯性狭隘思维。在那个等级的阶梯上，既没有文学也没有人格。

山西晚报：其实，没有人认为乡土类的东西一定是落后的、低级的，这不过是一种题材的划分。很多现代都市的年轻人仍然喜欢很乡土的东西。比如在新浪网上，你也曾讲到，一个香港女孩读了《太平风物》后流泪了，这说明她读懂了、感动了！

李锐：在我看来，就像不存在特别的“中国文学”一样，也不存在特别的“山西文学”，只存在好文学和不好的文学。所有文字、文化、地理、宗教、区域的不同，会赋予你不同的禀赋和特点，但不应当把你限制成为不同的文学。我曾经说过，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建立起方块字的万里长城，再把自己封闭起来。你被李白、杜甫感动，不是因为他是四川人还是河南人，而是因为他的诗。

山西晚报：你提到自己的创作原则是“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这个“自己”是什么样的？

李锐：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历史之中的，没有谁能逃离历史而独立存在。而文学要做的事情恰恰是从历史的湮没中打捞生命的记忆和万千感受。这世界上没有谁是为了一个抽象的定义而活着。作为一个使用方块字表达自己的写作者，我当然希望自己的创作首先是深刻地表达了自己，而这个自己又不仅仅是一个所谓乡土的自己，中国的自己，它理所当然的是文学的自己。

山西晚报：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思潮泛滥的年代；上世纪90年代，是商品经济涌动的时代，这两个阶段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李锐：你只说了一个方面，在我看来，无论（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变化虽大，但是并无根本性的变化。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压力，就像一把大剪刀，中国知识人的精神人格被夹在这把剪刀中间纷纷断落。只不过有人越来越适应、越来越舒服、越来越渴望在这场权力和金钱的狂欢节上醉生梦死，谎话连篇，还美其名曰多元，沾沾自喜以为是成功的精英，还总想着占领道德优势。真正的道德不是嘴上的说教，从来都是最直接的行为。比如去年汶川大地震所激发出来的慈悲和大爱，比如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市希望改变命运的农民工，比如轻松跨越种种禁忌的网络新人类，无论他们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他们比说空话的知识精英们更给人希望。至于我的创作，简单点说就是尽量争取不被时代潮流所淹没。

山西晚报：从1989年的《厚土》、2002年 《银城故事》，再到2007年的 《太平风物》，有人认为，是农村——都市——农村的转折过程。

李锐：或许可以说是我一贯追求的不同表达。一些现实感更强，一些历史感更强，但归根结底是要把它们写成文学，写出不同于他人的文字和感受。我爱用刻骨铭心这个词描述这种感受。

山西晚报：这30年来，您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哪些刻骨铭心的经历可以和插队六年的生活相比？

李锐：这30年来，我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一个盲从者，慢慢变成一个不断反省、希望坚持自己的人。就我个人而言，所有的生活都不能和插队的六年相提并论。

山西晚报：为什么？

李锐：因为“文化大革命”。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五十多年近代史的一个转折点。从狂热转向冷静，从迷信转向幻灭，从盲从转向自觉。而我们这一代人，或说几代人正好经历了这场历史的巨变。对我个人来讲，插队的六年，是个人命运和历史巨变一次最深刻的遭遇。此后的一切，都不过是这场遭遇的流变、弥散和延续。

本报记者 杨凌雁

■人物名片

李锐 男，1950年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2004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自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近两百万字。代表作有《厚土》《旧址》《银城故事》《太平风物》《人间》等。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

■山西文学大事记

●1991年

9月1日,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正式更名为山西省作家协会。

●1992年

5月13日，我省举行大会隆重纪念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会上，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冈夫、郑笃七位老作家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荣誉称号。同日，中国作家协会和山西省作家协会为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举行创作五十年研讨会。

●1993年

5月18日，省作家协会在太原举行 “市场经济与文学创作研讨会”。与会同志就市场经济对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冲击、作家、评论家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并进行选择、在市场经济形式的冲击下纯文学的命运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6月，钟道新作品讨论会在太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80多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参加。

■大家小事

●人如其文，李锐生活中也是个非常严谨的人，最喜欢的体育活动是羽毛球。球友说，他打每一个球都是认认真真的，很认真。

●嘴唇上的小胡子是李锐的标志。很多人都说，像鲁迅。惟一不这么看的是他的小侄女枣儿，胖乎乎的枣儿心情好的时候就会去摸摸，还会盛邀小朋友们来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