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河县，在我省炒车的很多人就来自这里
探访“鑫生车业”，追寻炒车人
平遥炒车预言成真。记者根据掌握的20多人的个人资料及一份“通讯录”，赴河南省追寻来我省炒车者的底细。
记者从太原出发，用了14个小时，经郑州中转赶到了新郑。该市是一个县级市，城内并不大。下车乘坐“郑韩出租公司”的车，很快就在该市新建路的尽头找到了“业务遍及全国”的鑫生车业公司。
鑫生公司的状态让记者大跌眼镜：在一个叫做“摩托城”的大杂院里，已经有一半商铺无人经营，玻璃不全，尘土遍地。在另一半仍然开着的院子里，底层是五六家卖摩托的，上面是办公的地方。“鑫生公司”就藏身在这个二层小楼的玻璃窗后头。现在的鑫生公司，也就是本地的“郑韩出租车公司”所在地。
老总靳建生不在，一个自称姓周的人撵出门来，问“找靳总做什么”。记者说：听说靳总从一个小老板起家，现在出租车的业务遍及全国，想请他作为一个“成功人士”谈谈经历。周某听后皱着眉头说：“靳总对这些事很反感，不会出来聊的。对不起。”
记者向“郑韩”公司的司机了解到，靳建生就是新郑人，原来是在摩托城卖五羊摩托的。2002年开办鑫生公司成立，同时成立了郑韩出租车公司，据说是“全国第一家”在县里办出租车公司的。以后，他就带着一帮人在全国各地办出租车公司，“业务遍及全国。”但靳本人家住在郑州，很少来新郑的公司。
鑫生公司的成员在我省成立出租车公司，十之七八是使用很廉价的低档吉利车。记者上浙江吉利汽车网站上搜查时才发现，吉利汽车在新郑市的4S代理销售商就是这家鑫生公司！
接着，记者又赴南阳市唐河县，在该县的“城关镇新安街”和源潭镇杨王庄、蔡庄等村庄，记者分别查证了炒车人赵坤祥、党章全、薛德山、罗建等的情况。这些人，在当地多为企业下岗人员、无业人员等等，邻里街道的人对他们的说法是：在这里时没啥事做，常年在外，不知道做什么。
而记者在新郑、南阳、唐河三地的出租车经营者中调查结果为，他们都“有一些以前认识的人”，在全国各地“做出租车”。他们提到的地方，除河南本省的许昌、开封等地外，还有河北、山西、安徽和江西省。
“博傻游戏”谁比谁傻？出租车业成为“投机冒险乐园”
出租车经营权的炒作，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博傻游戏”，就是在“比赛”谁成为最后的傻瓜。这使一个安置就业、服务市民的普通行业，变成一个“冒险乐园”。所有涉及这个“游戏”的出租车司机，成为高车价的受害者。在承受了巨额的虚高成本后，他们同时又心存侥幸：想以一个更高的价格，把车卖给一个“更傻”的人。
谁将成为“最傻的人”？卖不出车的那个人就是。
以五寨、神池为例，按现价，花9万至10万元买一辆价值3万多元，已经跑了两年的吉利出租车。如果他自己经营，以这两个县的客源状况，要花5年才能挣回成本。而低档吉利能不能再跑下这5年来，逐渐增加的修车支出需要多少，都令他们担忧。所以，这些司机的普遍想法就是：出租车价继续炒高，以便适时卖掉。
在这种普遍心理作用下，在炒车人离开后，各地的出租车仍在不断地炒卖。
出租车炒作有“机”可乘，规范性条款“正在拟订”
记者采访朔州、晋中、长治等地的客运管理人员时，这些基层管理者告诉记者几个重要的引发炒车狂潮的原因：
政府出让出租车经营权时，很多都是出让给了出租车公司。公司“雇人开出租”，那么它就雇甲也可以，雇乙也可以，出租车的私下炒卖、转手都是在“公司”的罩子下进行的。但是实际上，车是司机的，也是由司机本人营运的，司机才是真正的“出租车经营者”。这种经营权与经营人的分离，催生了炒车“产业”。
为什么外省人能来山西大肆炒车？出租车公司的表面法人代表与实际投资、操作、操控者不是一个人。就像一台木偶戏，操作人是躲在幕后的。这在客观上给外地人的进入与退出提供了便利。
炒作出租车，实际上炒作的是出租车的“经营资格许可证”，即出租车经营权。但这个“权”在炒作中已经虚化了，成为一个概念。它卖20万还是40万，都是一伙投机者在“博傻”，跟实际上的在大街上跑出租没有多少关系。所以它能在一些地方尽情爆炒——但是，这个“概念股”总要附着在一辆具体的出租车上，爆炒一旦“找不到下家”，出租车主将倾家荡产。
经营权与经营人分离，表面负责人与实际操作人分离，炒作价格与车辆经营收入分离，这为炒车者提供了充足的“操作空间”。这个违反国家规定，以“炒买炒卖”为目的的市场，还能不能继续存在，并且持续“炒高”？
省建设厅客运处处长王富光6日上午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弥漫数年的炒车现象早已引起建设厅高度重视，日前，王富光还到建设部与有关人员商讨这一问题。出租车经营权是一项公共权利，由政府掌控，不允许私下炒卖。该项权利有明确的时效，比如太原市的出租车经营权，授予时限就定为10年，政府有偿出让，每年收取2500元。经营人到期要将这个权利交还政府。不存在经营权的“终身制”。假如有人高价买了经营权，也不会就永远成了他的。
王富光告诉记者，目前，我省正在拟订相关条款，准备出手规范出租车炒作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