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自5月起推行市级机关公车改革,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大部分公车都向社会公开拍卖,让公车回归“工作车”的本色。与此同时,杭州市向公务员发放“车贴”,每月直接打入公务员市民卡,可用于向服务中心叫车后刷卡付费,还可用于公交车、打的、加油等交通支出,但不能取现。“车贴”根据级别分9档,最低每月300元,局级干部2600元。如此大规模、高级别的“车改”在全国尚属首例。但杭州发放“车贴”的政策,也引发了不少议论。

(6月24日《新京报》)

其实,早在2001年,浙江省就被舆论誉为“车改先行者”,可是到了2005年3月就不得不暂停车改,以致当时就有媒体慨叹道,“公车改革正在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的时候,车改先行者的浙江省却于本月初宣布暂停车改。”

此次杭州重启“车改”,尽管媒体不吝赞许之词,诸如“大规模”、“高级别”、“全国尚属首例”云云,可细究其具体改革措施,较之既往却并无多少新意。而按级别,而不是根据不同岗位的实际工作需要发放“车贴”的做法,反倒透着传统官场中按权力分配利益、按职级享受待遇的陈腐气息,因此引发公众诸如 “变相福利”、“特权赎买”的质疑,自然在所难免。

关于我国的公车制度的弊端,早就有权威人士指出,一是公务用车费用高,财政负担沉重;二是公车私用现象严重;三是公车使用效率低下,浪费惊人;四是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显然,公车改革势在必行。可是,自1998年9月国家体改委制定《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以来,公车改革的试点,可以说是全面开花,然而,大多是无疾而终,不了了之,至今很少听到什么成功案例或经验。

一项民意呼声颇切、民众期待颇高的改革,为什么到头来却是这样一种尴尬呢?如果有兴趣找寻各地公车改革案例,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公车改革几乎是政府部门,或者说是公务员群体的独角戏——从改革方案的制定,到具体措施的推行,甚至到改革绩效的评估,既未闻曾履行公众听证的程序,也不见代表民意的权力机构的介入和监督。公车改革之难,就难在让现行公车制度的既得利益群体对自身进行改革。因为,任何一项改革都意味着利益分配格局的重新调整。

因此,如果不能回归降低行政成本的本原,如果行政支出无法纳入强有力的财政预算约束,如果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得不到民众的有效监督,公车改革仅仅是停留在技术层面的修修补补,那么取消公务用车也好,发放交通费用补贴也罢,不仅无力祛除现行公车制度积重难返的沉疴,而且不免招致民众“权力自肥”的诟病。

在现代政治的框架里,公车消费和其他政府行政支出一样,都是来自纳税人的血汗钱,惟有通过代表民意的权力机构厘清其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才能在确保行政效率和节约公帑之间找到平衡点。以此度之,改革现行公车制度,无论如何都不该是一场政府机关里公务员们自唱自演的独角戏。

□成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