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新时期文学，迄今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年对于整部中国文学史而言，可能是短暂的，但对于一代作家、评论家以及读者的影响来说，就是比较重要的了。于是，梳理这30年文学思潮的走向，其价值与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山西评论界的几位同仁，近日就这个话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见仁见智，各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编 者

一、反思与觉醒

杨 品：我认为，新时期文学思潮体现的核心价值，应当是“五四”文学以来又一次重要的启蒙意义。最早出现的 “伤痕文学”，正是作家和评论家敢于冲破思想禁锢、追求个性解放、反思10年“文革”对人性的戕害、呼唤人们赶快觉醒的一种体现。文学上的启蒙精神，使命在于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不断叩问，对真与善、爱与美的永远追求，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理性主义倾向与终极关怀的性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也就是政治上提出了思想解放的口号，经济上要复苏10年动乱造成的崩溃局面，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机遇，与“五四”文学的“救亡”主题和“立人”的启蒙任务有着较大的不同。这个时候，民族危亡问题退居其次，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及文化问题凸显，人性层面的现代转型很自然地成为启蒙主义思潮回归与嬗变的首要主题。尽管这种启蒙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过迂回，有过曲折，但它在新时期前10年左右的时间内仍是有迹可寻的，而且是一直贯穿到了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文学思潮中。

韩玉峰：从1949年至1978年的共和国文学也是30年。回眸那一个30年文学的思潮，核心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方向，强调必须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以工农兵为表现主体和服务对象。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文学进入了新时期，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描述“文革”创伤，是“文革”亲历者提供的 “证言”；之后出现的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反思文学”从理性出发，反思“文革”产生的历史根源，追溯自“反右”斗争始，极左路线愈演愈烈的惨痛教训；接下来的“改革文学”，面对“文革”的“伤痕”，呼唤和表现城市与乡村的改革，实质上仍然是对“文革”所造成的创伤的批判。

珍 尔：追溯“文革”前17年以及“文革”10年的中国文学，感觉其明显地带着红色的“神性时代”的印记。这一阶段的文学，尤其是诗歌，以“颂歌”与“战歌”居多，粉饰太平、颂扬权威的“假、大、空”之作，丧失了文学的主体性。我将其称为“太阳文学”。尽管当时的一些作家也不乏真诚与豪迈，但越发展到后来便越充满矫情，甚至沦为献媚文学，失去了真文学的价值。

王 辉：对1949年到1978年这一时段的文学，确实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宜全盘否定。在某些方面，比如说一些长篇小说的鸿篇巨制，给人印象还是极为深刻的；再比如对诗歌创作的评价，我自己的看法是：这一时期郭小川、贺敬之等人的诗作，是中国新诗在形式上真正走向成熟的作品。

侯文宜：这30年文学的发展，重新回到了“五四”时提出的“人的文学”的轨道上，开始了它关怀人生、观照人性、张扬人道主义的精神之旅。而与此同时，整个文学界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展开了广泛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大讨论，重新肯定并极大地弘扬了人道主义文学导向，从而使文学摆脱了之前为极左政治所奴役的政治斗争工具的命运，承担起抚慰伤痕、反思历史、推动现实改革等新启蒙的历史使命。

王 姝：上世纪70年代末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表现为对“现实主义”价值标准的重建，它更多地继承了“五四”时期现实主义那种严峻的批判精神，以批判的眼光描写真实生活，反思历史，许多作品都触及到了新中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题材领域，表达出了从未有过的真实情感和思想。

二、突破与寻求

杨 矗：上世纪80年代初的 “改革文学”，实质上仍属于政治文学。但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向前推进，中国进一步对西方的思想文化包括文学艺术领域实行开放，大量被引进的“西学”思潮又必然和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产生激烈的冲突，这便产生了一个如何对待自己传统的问题，“寻根文学”便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是为了寻求新的突破——既为了突破现代化 （西学范式）与民族文化传统矛盾胶着之困境，也为了突破狭隘的“审政治”之困境而兴起的。由于有“寻根文学”这座大桥，文学走向关注自身、探索文学本体、进行形式和方法的实验，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珍 尔：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文学少了狂热与盲目，多了理性与思考，这一时期的文学犹如月亮，光色柔和，其特点是：沉思、回归理性、朦胧、有神秘感。

侯文宜：客观地说，新时期文学新质的出现，或者说它的突破与寻求，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开始的，这就是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审美化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对审美现代性的追求。有不少人把上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整个概括为人性化文学思潮，我以为是狭隘的、肤浅的。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确主要是围绕“人”“人性”“人道主义”展开的话，那么，“朦胧诗”的出现就并非如此了，显然在思想主题和艺术表现技巧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和寻求；到先锋小说出现时就更使大家惊异了，诸多作品都显示出追求自由、精神求索、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以及虚无、荒诞、失落、苦闷等等现代意义上的人生探索，并且汲取了西方现代派的艺术观念和表现技巧，形成一种新异的文学审美化现代主义思潮，不仅体现在创作上，理论上更是大张旗鼓。

王 辉：与大多数人一样，我认为上世纪80年代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戏剧等方面的作品成就是非常高的。不知道后人会怎么评价，起码我们这一代人，是会怀念那么一种激动人心的文化氛围的：文学就像一面高扬的旗帜，引导着一个时代再一次冲破蒙昧；中青年甚至青少年如饥似渴地寻求着、传阅着他们心目中高大、神圣的文学形象；电台里播放着小说，而那些小说的主题，是那么贴切地表达着人们的思想。那些作品昭示着人们：只要能够表达与时代心理相呼应的思想，无论它是新形式还是旧形式，无论它是快节奏还是慢节奏，无论它是小说还是戏剧，都一样会受到观众和读者的欢迎。

韩玉峰：“寻根文学”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潮流，主张“文学之根应该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寻找民族文化精神以获得民族精神自救的能力”，为社会和民族精神的修复提供了可靠的根基；同时，从文学本身的发展来说，一味追随西方文学的潮流，并不能成为独创性的艺术，只有将自己的创造植根于悠久而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以中国人自己的感受来改造、吸纳西方的观念和形式，才有可能产生别开生面的成果。由文学“寻根”的主张，导致对于民情风俗、地域文化的兴趣，作家重视创作中的地域文化因素，成为这一时期创作中出现的重要现象。

王 姝：上世纪80年代文学变化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与社会政治视角的疏离。文学更多地回到了文学本身这个层面上，更注重对情感、人性的表达和挖掘，不再是对政治的简单图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被弱化，作家的个体化形式得以强调。其二，审美化视角被广泛采用。许多新的观念和创作手法被有意识地运用，特别是先锋派文学，对小说的表现形式甚至是语言句法方面的探索和尝试，都具有一定的超越性。但是当先锋派走向极端的形式主义后，由于规避现实、拒绝深度表意而缺乏思想深度和力度，变成了一种追逐语词、结构陌生化的文字游戏。

杨 品：新时期文学的启蒙意义在于，反思与觉醒之后，必然要寻求突破，于是，发掘传统文化、重铸民族自我的“寻根文学”思潮应运而生。正如韩少功所言，“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应当说，站在现代立场挖掘民族精神以实现民族自我人格的理想，是有意义的；然而，其深层内蕴却没有如此简单。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寻根文学”的中坚人物，都倾向于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持拒斥态度，而视非主流的野史逸闻、民间传说、民俗风情、道禅思想为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样一来，他们就难免陷入了自我重塑的二难悖反之中。一方面，他们从民间与传统中找寻到了一定的启蒙文化资源；但另一方面，在“重铸民族自我”的旗帜下，却只将“民族”狭义地定义为“地域”或“非主流”，忘记了自我重构的重任，本末倒置，最后流于民俗风情的平面化叙写。

此外，在寻求突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种追逐西方文化、在批判中表现“叛逆的自我”的倾向。一些作家对现实呈现出隔离、批判的态度，认为除了西方文明可以作为理想人性的精神外，别无选择，因此，他们试图割断传统的脐带，义无反顾地走向西方，摘取新的思想理念和生活观念作为养料，然后向着传统文明挑战。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就是代表，核心是以蔑视和嘲讽的姿态，批判现实流行观念和人生价值。这一姿态后来就发展为王朔的躲避崇高、否定价值的“痞子文学”，将叛逆的自我推向极至，但也因此消解了重塑自我的努力和价值。

三、失落与回归

侯文宜：进入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整个社会的急速转型下，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审美需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明显呈现出许多后工业时代的心理倾向：物质欲望中心化，传统价值观迅速瓦解；同时，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极大地影响到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在这种社会世俗化、心理欲望化、人生享乐化思潮的推动下，消费文化应运而生，最终导致了意识形态的转型，纯文学逐渐边缘化了，消费主义文学思潮却不断盛行。少数理论家公开倡导消解崇高、消解意义、碎片化、无深度，而一些作家在创作上则取媚于低俗读者，追求感官刺激，个人化写作、身体欲望写作、青春痛感自恋小说占据了一定的市场地位。

杨 矗：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先锋派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使文学自身的潜力得到空前的被开发，同时，通过引进西方现代派等文学观念，使作家在主题立意、表现手段上，都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文学似乎更像“文学”了；但是，这种历史性的大转变，却是以对政治或现实的疏远、甚至背离为代价的。后来出现的“新写实”“原生态”等写法，就是某种意义上“反向回弹”的产物，它们回到了现实，却保留了此前先锋实验的积极成果，也就是说，这种由“失落”而产生的新的“回归”，其实已经是新的推进了，已经明显具有“后现代”的品质和特色了。

杨 品：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新时期波澜起伏、风生云起的启蒙文学思潮在抵达高潮之后遽然跌落。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语境的剧变，将人们带入了世纪末转型期，那些对启蒙的艰难估计不足、耐力不足、信心不足的文人随风而动，喊出“后现代”“后殖民”“后启蒙”之类的口号，更有人提出“启蒙过时论”。在此环境下，文学开始失去轰动效应，那种全民读文学的现象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而淡化，于是，文学重新回归到自身应当的位置，不再承载更多的社会功能，于是，新写实、原生态等，逐渐让作家们认可，有一种重新回归现实的倾向。这种“回归”有别于现实主义小说所强调的“典型化”和反映历史本质真实的主张，有着自己的时代特点，即：回归到对历史的反思、回归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回归到个人情感经历与欲望体验。这种回归是在尊重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在艺术上的长处，从而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多样性和丰富性。

韩玉峰：上世纪9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文化的成熟，文学也呈现出商品化倾向。一些作家参与有更多报酬的“亚文学”写作，如影视剧、纪实文学、通俗小说、广告文学写作。其特征表现为：一是有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区分；二是文学潮流渐趋淡化。

珍 尔：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逐渐淡出社会生活的中心，失去了过去的“崇高”与 “神圣”。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汹涌，“新写实”“原生态”“痞子文学”等相继出现，各类文学流派如满天星斗，各自闪耀光芒。因此，我将这一阶段的文学喻为“星星文学”。其特点：众声喧哗，独白式表达，繁细琐碎，个性鲜明。

四、拓展与边缘

珍 尔：进入21世纪，意识形态让位于文学理念，民间写作大量涌现，文学更加平民化、世俗化，长篇小说年产过千部，“70后”“80后”“新生代”作家成群崛起，网络小说、手机小说的问世，文学与影视的联姻，小说的底层人生、草根情怀……上世纪的文学如日、月、星高悬在天空，神秘而遥远；而本世纪的的文学则从天上回归人间，成为大地上的点点灯火。旧时天空日月星，飞入寻常百姓家。所以我将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称为“灯火文学”。其特点：平民化、世俗化、消费化、欲望化，五彩迷离，充满人间烟火气息。

王 辉：无序的文学理念与无序的时代理念吻合，仅仅无序倒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无耻。纵观现实的文坛，年轻作家公然抄袭、公然不道歉，甚至其作品也公然地继续畅销；更令人吃惊的是，某些老作家竟然公然为其辩护。我绝对无意苛求那些老作家的道德完美，但后来发现，他们实际上是明哲保身的另一个代名词。也就是在此处，老一辈和小一辈缺少“崇高”、缺少“道德感”的作家们找到了共同的商业轨道，同时也使那些虚伪的假面展示在了人们的面前。

王 姝：随着文化市场的逐步扩张，文学消费与消费文学成为制约作家自由创作的重要因素。本世纪初，一个蓬勃旺盛的消费社会正在中国兴起，文学也成为了消费品，它不再能有力地影响人们在精神价值方面的选择，也不再可能在艺术表现方面创造什么新的经验，一切都变得通俗易懂，文学像其它产品一样被大批量地生产、复制、流行而后遗忘。文学作为商品，既参与到了欲望的制造过程中，又迎合这种被制造出的欲望，为这种欲望提供消费品。

杨 品：怎样才能接续启蒙的内力，以完成文学重塑现代自我这一人性解放的最高使命，进而促使作家、批评家确实找到各自的位置？我觉得这是新世纪以来文学界应当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经过近10年的努力，一批有识作家和批评家开始突破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思索如何将关注焦点由向“内”转而向外，在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之间重构文化思想的张力，重新达成情理激荡文学的景观，以推动启蒙思潮不断向前发展。因此，近年来，文学就在全面地拓展，于是，青春写作、“80后”写作、网络写作、与影视联姻、与出版商联手等等，成为主导文学的重要因素。这些现象的出现，我认为是文学发展的必然。或许其中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甚至有荒唐行为，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如果还想自成一体，将是根本没有出路的。我相信，经过一定时间的探索，中国文学终久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的。

杨 矗：总结30年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那么，中国文学的出路在哪里？我感觉有两条：第一，密切结合两个现实——社会现实和文学本身的现实，既要积极地反映和干预现实，同时也要积极地进行文学本身的探索、推进，这两个方面最好能有效地结合起来。一句话，文学既要热烈地拥抱现实，又要真心地关怀自身。第二，要大胆地进行中西融合性的观念体系和价值模式的创造，最好能生产出原创性的观念和话语体系，走出一条真正属于中国文学自身而同时又具有一定世界性的独特道路，而不是简单地做西方文学的“副本”和纯粹本土化的“土特产”。也就是说，真正的出路是在于观念体系和价值模式的创新。结果应该是：它的思潮不光为自己生产，而且也能够同时为整个“地球村”所共享。

摄影 齐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