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过得匆忙，来不及感受”的时代，以至很少甚至难于沉入回忆。

我是稍戒浮躁方才悟得，自己真是有读书的命。因为早生几年，就可能根本读不上书，但又想，只是自己命好吗？不是，是我们这一代人命好。因为我们赶上了文革结束，高考恢复，知识井喷的年代！所以，那是何等的扬眉吐气啊，我们才唱出了“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1978年我小学毕业，正常情况不是辍学就是到五里外的邻村去上学，得住校、带干粮。但这是高考恢复第二年，有两件事改变了我的命运。一件是定襄中学恢复初中班建制，首次面向全县招100名学生，我考上了；另一件是本村有两个后生考上了大学，成为我的榜样。要不，我不是没有机会读县立初中，就是母亲下不了让我去县里读书的决心。因为家里穷，根本就上不起学。所以当下说好，“上不起咱就回来”——这是父亲的原话。后来果不其然，尽管每月伙食费只要7元，学校给我的助学金就有5元（高中减为3元），但我还是战战兢兢才读完了六年中学。1984年，当我高考完带着铺盖回到家，父亲只问一句“不用再去了”便再无话，他的意思是，再不用为我的学费和伙食费发愁了。

穷虽如此，也的确是苦，平时挨饿，冬天还要加上受冻。但相比吃到的“偏饭”，再苦又算得了什么！一是一直在重点班，吃了老师好的“偏饭”，二是同学全县各地甚至外县的都有，吃了总是能借到闲书看的“偏饭”。吃这样的“偏饭”时间一长，便自然吃出了兴趣。比如看闲书，尽管一本接一本，都是抗日题材的，但看来看去，却有了买书、读书、藏书的习惯。这么多年过去，学生时代的许多习惯都没有了，惟有爱书嗜书这一条，从未改变过。老婆就有一句话说我“一遇书店就走不动了。”

当然，真正知道该读什么书，基本还是上了大学以后。我上的是农大，不是喜欢农大，而是图农大免交学费，每月还有30多元补助，这些钱除了足够吃饭，还能省下一些买书。所以，我在农大四年买的许多书，用的都是国家给我的补助——我省出来的饭钱。更幸运的是，人们那会儿崇拜的不是钱而是文学，担心的是没有学问而不是找工作，因为毕业包分配。所以，无需为就业犯愁，也不想怎样挣钱，尽可“一心只读圣贤书”。平时，除了学习功课，不是买来、借来各种各样的书去看、去读，就是热衷于学校的各种文学社团活动，以参加诗社，会写诗发表文章为荣，并一股劲以诗以文，交友会友。后来学院诗会成立，我们的文朋诗友圈跨了院校，越滚越大。及至工作以后直到今天，我仍然保持了这个重要的交往圈。

一晃，大学毕业也整整20年。一路买书、读书、藏书下来，许多让人过目难忘，更有的说来如数家珍，但还没有哪个人像巴金、哪本书像《家》那样激动我的心，震撼我的心。那时还上高中，巴老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报纸上登了他的照片，我到老师办公室偷偷剪下珍藏起来。从那以后几年里，我竟然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巴老写的文字和所有写巴老的文字。后来年长，虽然对巴老的作品少了些偏爱，但心中的那种崇拜、那份崇敬，从未减弱，更没改变。

赶上了崇拜知识，全民读书的年代，不知道“上学难”为何，更没有信息轰炸的苦恼，网络干扰的困惑，有的只是激情、热诚、反叛、浪漫和理想，如饥似渴的求知，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那样全身心投入地读书。时代是这样眷顾我们，我们才成为幸运的读书一代。近年，我们中有人自豪地做出了《八十年代访谈录》，响亮地写出了《闪开，让我们歌唱八十年代》。他们真是说出了我的心声啊，这是我们一代人对那个年代、对改革开放的深情礼赞，更是透彻灵魂的怀念，发自心底的感恩。 徐补生(作者单位：山西日报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