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6月，原运城地委任命我为闻喜县委常委兼工作组组长。次年，省委又任命我为闻喜县委书记。任职期间，让我刻骨铭心的事情，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上任县委书记第三天，仁和生产大队死了一个人，说是饿死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为之一震。心想：咱这人官星子不旺，一上任，头把火就是饿死一个人。又因为这个人是大名鼎鼎的全国植棉模范涑阳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吴吉昌的一个亲戚，所以惊动了中央，粮食部派了一个副部长，省粮食厅一位副厅长陪同调查。调查结果，这个人虽讨过饭但不是饿死，而是因生活的不幸和精神的抑郁跳井身亡。好在吴吉昌同志深明大义，对工作组讲，不要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这才使我逃过一劫。

这个人的讨饭经历，无疑引起我的警觉。所以，此后的日子里我马不停蹄走访了全县的许多村子，想看看究竟老百姓过着怎样的生活。

在礼元公社湖村大队赵良娃家，一进家门，炕头上一个面黄肌瘦年仅4岁的男孩儿就对我说：叔叔，我的肚子都快饿扁了。我问他大人哪里去了，他说：讨吃的去了。顿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像这样的户，仅湖村大队就有10多家。北垣村的一个生产大队，每个劳动日值只有三分钱，社员编顺口溜说：“劳动一整天，一盒洋火(火柴、二分钱)，一根烟(白皮烟，一支一分钱)。”这么低的劳动日值，社员怎能吃饱饭呢？

在河底公社洞子沟生产大队，我召集10多个社员开了个座谈会。有一老者发言时说： “张书记，上级成天讲社会主义，我们没有钱是不是就应该到信用社贷；没有吃的是不是就应该到粮站拉？”话虽有点尖刻，但我听后十分难过。解放都30年了，农民还吃不饱肚子，我这个父母官怎么当呀？

绝处逢生。在裴社公社南郭大队调研时我发现，第三队年仅24岁的队长孙炳新，年初就偷偷地将队里的73亩棉田包给了19户社员，还签了一份秘密合同：一是谁也不能说出来，杀头也不能让上级知道；

二是一定要把承包田搞成，不能让人找出毛病；三是按合同办事，年底一定要兑现。真是联产联心。合同一签，社员的劲头就足了。到年底，三队的73亩棉田每亩比上年翻了两番。

惊喜之余，我派人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并以县委文件印发各个公社和生产大队，大面积推广。1979年初，全县就有877个生产队搞起联产承包制，占到全县生产队的60％。

然而，1979年3月15日，一篇《三级所有应当稳定》的文章，一下子就把600个生产队承包制吹了。当年秋后，搞联产承包的都增了产，而吃大锅饭的都减了产。于是，在这年的10月份，我又主持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县以公社为单位，办“三委一员”即支委、管委、队委和党员学习班，动员老百姓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我自己亲自担任授课老师。

凡事无一帆风顺。1980年省委召开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一位领导点了我的名，把闻喜县搞联产承包制说成是搞单干，一时在闻喜闹得沸沸扬扬。

1981年2月28日至3月2日，时任省委书记霍士廉同志，常务副省长霍泛同志一行9人来闻喜调研后，充分肯定了闻喜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至此，承包之花终于在闻喜盛开。

张世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