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可以活到100岁

万里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以身殉国，当时母亲还不到40岁，一个不识字的小脚贫民女人带着3个孩子，日子过得可想而知。在万里的眼里，母亲的身影永远是在劳作、忙碌。那时，母亲最大的理想就是让万里能够读书，将来穿上一件长衫，当一个小学教书先生。初中毕业后，万里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上山东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院，一方面师范学院是培养教书先生的，可以满足母亲的愿望，另一方面学校除了能管吃管住，每月还能发5块钱的生活费，这样他就不用母亲再供养了。

在万里的心目中，母亲乐观、坚毅的态度对他影响很大，他崇拜母亲，敬仰母亲吃苦耐劳的品性，这种挚爱甚至影响到他的决策和观点。20世纪80年代初期，万里就经常对国家体委的领导讲：“你们要重视对女足的培养，中国妇女很能吃苦，我看女足冲出亚洲的希望比男足大。”事后有人说，万里料事很准。

解放后，万里就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万里交代孩子们，好吃的要先给奶奶吃，好用的要先给奶奶用。万里每次外出回家都要先到母亲那里看看，坐在她身边，听她用家乡话讲这讲那，或随声附和，或开心一笑。

万仲翔说：“有一件小事使我永远不能忘怀。解放后，我们全家和几位领导住在重庆市市区一幢庄园式建筑物中。阳台上有些鹅卵石堆放在角落。我们这群从农村根据地来的孩子一时兴奋好奇，竟然向楼下的墙外投起石子来了，比赛看谁投得远，正投得起劲时，突然楼下传来哭声。这下闯大祸了。一群路人和家长带着头破血流的孩子找上门了。父亲正好在家，马上接待群众赔礼道歉，立即派人用车送头破的孩子去医院医治，然后回屋找我们问罪。我们躲在奶奶屋中啼哭，父亲破门而入大怒说：“你们仗势欺人，欺压老百姓，那还了得，那不成了国民党了。”父亲想重拳出击，被奶奶拦下了。

晚上吃饭时，我从楼上奶奶屋子出来，准备下楼，手中拿着一根奶奶哄我不哭的甘蔗，正碰见父亲在楼下等着，他横眉冷对朝我走来，我吓得面色如土，以为父亲要打我，只见父亲飞起一脚，踢断了我手中的甘蔗。从此我们再也不去那个阳台玩了。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经历的父亲发火事件，从此懂得了不能仗势欺人。父亲、母亲都是老师出身，平时不讲粗话，也没动手打过我们。”

万里的妹妹万云，从小在根据地长大，15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大军进入大西南后，被党团组织选中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团校学习深造，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分配到团中央做组织工作。1953年，万云到团中央上班不久，时任中央建工部副部长的万里就找她谈话，认为她在机关工作高高在上不好，应该到工农中去，和工农相结合，更有利于自己的思想改造。万里硬是让她离开团中央，将其调入北京国棉二厂的工会。万云毫无怨言地投入到国棉二厂的各项工作中，获得了领导和工人的一致好评。先是当上了厂工会主席，后又担任厂党委书记。“文革”中因万里的问题被江青点名，造反派将她斗得死去活来。

万里被解放后，万云也相继解放，恢复了工作。在工作中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北京纺织局的领导向万里征求意见，准备提升万云为纺织局副局长。万里听后马上一口回绝，说：“万云不够格，比她优秀的人多得是，还是先提拔别人吧，万云需要继续锻炼。”万里的一句话中断了万云的职务晋升。又经过多年努力，组织上没有征求万里的意见，万云才被提拔，当上副局长，临退休也不过是个局级干部。当年万云在苏联列宁格勒团校的同学有的当上了国家副总理，其余的也都当上部级、副部级干部。

无独有偶，就在万里刚担任副总理期间，为解决长子万伯翱妻子韩进川的进京问题，有热心人帮助将她从郑州铁路局调到北京铁路局工作。当调令即将发出时，万里听铁道部的一位领导汇报工作时提到此事，马上斩钉截铁地说：“在郑州铁路局工作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都要往北京调？都来北京，郑州的工作由谁来做？夫妇分居两地的又不是只有他们，先解决别人的困难吧。”就这样，他的一句话就吹掉了韩进川进京的梦想。后来韩进川自己考入深圳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在深圳工作，户口也落在那里，至今也没有进京。

在老百姓的想像中，万里被打倒时，其家人也跟着他吃了不少的苦头，现在万里已荣升副总理了，其家人也应该享受一下待遇。谁知，万里对他们的要求比过去更严厉——不仅规定了他们前往中南海的看望时间，而且还规定无论何时、无论何人，都不允许打着他的旗号办私事，特别是个人职务晋升、工作调动，具体细节还有不准用他的红色电话机打电话，不准公车私用等。

自万里当了副总理后对家庭的禁令就更多了，不过也有破例的情况。林彪集团成员邱会作的儿子邱鲁光，在部队表现不错，因邱会作出了问题，部队马上让他复员。但北京方面不敢接受，导致邱鲁光无法上户口，更无法安排工作。邱鲁光找到万仲翔诉说他的困境，并将写给万里的信让万仲翔转交。万仲翔斗胆冲破禁令向万里反映了情况，并递上求援信。没想到万里看完信后很快就批示让下面解决，还说：“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共产党哪能搞‘株连’那一套。”有关部门接到万里批示后，很快就为邱鲁光办理了入京户口手续并安排了适当工作。 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