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万伯翱写信的知青、同龄人也多了起来。一度他回信都付不起邮票钱了，农场会计见此说，你给那些要求进步的知青复信是经过党委批准的，不用你再买邮票了，就放到我这儿和公家的信一起发吧。谁知，当万伯翱在家信中提到此事时，万里回信告诫他说:“这不行，这太特殊了，8分钱的便宜不能占，还是应当由你自己来付这个邮费。”

看到儿子的成长，万里非常高兴，1965年3月万里给万伯翱写了一封长信，赞扬他下乡后受到了锻炼，并再三叮嘱儿子：要学习好毛主席、刘主席著作，这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功”。一个人要真正提高政治水平，不学好这些书是不行的，而且一定要认真学，仔细读。万里挑选了一部分书寄给万伯翱，希望他能认真研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万里被当做 “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万伯翱也因此受到株连，被斥为“农场黑党委的掌上明珠”、“黑帮子弟”。由于万伯翱诚实，在工作中积极肯干，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和当地的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那个株连九族的时代，万伯翱没有受到太多的批判。

在万里的严格教导下，万伯翱坚信自己的路是正确的，对下乡务农无怨无悔，以豁达的态度直面挫折，最终，他以一颗真诚的心赢得了全场职工的信任。1972年春，在万里已被定为“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情况下，万伯翱被全场职工和农场党组织一致推荐，进入河南大学外语系。

万伯翱在黄泛区园艺场劳动的10年，是万里较为担心的10年，在这10间，万里先后给万伯翱去过14封信，这在万里所写书信的记载中是最多的，至今万伯翱还保存着那些信件。如今，万伯翱在谈到这一切的时候说，父亲和他那一代人一样，在他们心里，孩子既是自己的，也是国家的，党的。只要党和国家需要，可以做任何牺牲。

1969年，万里又把小儿子万晓武送到了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珍宝岛刚刚发生武装冲突，边境形势较为紧张。许多朋友劝说万里缓一缓，但万里谢绝了朋友的好意。出发那天，万里把万晓武送到大门口，掏出20块钱递给万晓武说：“这钱你带上，穷家富路嘛。”

身教 实行“三不主义”

1993年3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这位从政近60年的我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开始了他的离休生活。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万里，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以此作为对在位领导干部工作的支持。对此，万里在实践中给自己作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离休以来，他遵守自己规定的“三不主义”，过着“一动一静”的离休生活。

万里说，尽管他们对我很尊重，许多重要活动还请我去参加，但我考虑再三，基本上都没去。我认为不去比去好。去了坐在哪里？讲不讲话？讲什么话？这些都是问题。而且去了也不见得起到多大作用。与其如此，还不如能不参加的就不参加，能不出席的就不出席。当然，“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并不是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如果我真正有什么意见，该说的时候，我想我还会说的。

1994年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45周年庆典。北京准备举办大型焰火晚会，中央邀请万里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万里说：“天安门城楼我就不上了，不过焰火还是要看，我就到人民大会堂看吧。”焰火观看完后，万里提出再看看人民大会堂。子女扶着老爷子在楼道内走了一圈又一圈。做子女的明白老人的心境——这座建筑是由万里在北京市委工作期间负责建造起来的。连载（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