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提到“文革”期间的文化现象，常常会出现“内参片”这个词汇。“内参片”是“内部参考影片”的简称。其实它早在“文革”之前就有了。但是，“文革”前的“内参片”和“文革”中的“内参片”含义不完全一样。“文革”前的内参片，是指不能对外公映，仅供业界内部学习参考的影片。而“文革”中的“内参片”差不多就是为“四人帮”等少数人“唱堂会”，虽然有少数影片也给部分文艺界或一些特殊部门的人“内部参考”。

“文革”时，由于大批国产的以及国外进口的影片都作为 “毒害人民的封、资、修作品”受到批判，被封存。能公映的影片中，外国片只有《列宁在1918》《列宁在十月》等极少数苏联早期影片；国产片也只有《地道战》《地雷战》等有限的几部。到“文革”中后期，十亿中国观众只能看八个样板戏拍成的电影，银幕上再也见不到其他国家影片的影子了。直到“文革”末期，才有几部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电影公映。精神处于极度饥渴的中国观众把这仅有的几部外国片视为甘泉，一时间，这些在国际上名不见经传的影片竟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观众，成了一大奇闻!

尽管，外界公映的电影极度匮乏，但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译制工作却并没有中断，那就是译制“内参片”。其他电影厂也陆续接到译制外国影片的任务，如以前很少搞译制片的八一厂，就译制了 《山本五十六》等影片。在众多的电影厂中以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译制任务最多，这些任务都是从“中央”下达的。影片从哪里来?译制后作什么用途?供什么人看?都是保密的。

当时的“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房还在万航渡路，和上海美影厂同在一个院子里，合用一栋小洋楼。“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录音棚就搭建在三楼楼顶平台上。演员回到厂里，发现这工作十分神秘，进厂第一件事就是学习保密条例；在上三楼的楼梯口还贴着一张告示：“非工作人员禁止上楼”。

参加译制工作的人都必须对影片的片名、内容保密，连家人也不许透露。即便是本厂的翻译、演员，只要在目前正在译制的影片里没有任务，也一概不能接触这部影片。此外还明确规定，剧本不能带出厂外，剧本都有编号，工作结束，必须交还厂里。这是作为一条纪律必须执行的。

第一批需译制的影片都用代号，代号为A片、B片、C片……A片是《红与黑》；B片是 《漂亮的朋友》；C片名《战火中的城市》。当时对这些影片的译制质量要求很严，时间也很紧。

1970年一共译制了八部内参片，其中一部是《红菱艳》。《红菱艳》配完送审时，引起江青不满，认为质量不合格，要译制厂重新返工。这迫使工宣队不得不启用当时仍然戴着“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黑干将”的帽子、正在接受审查的上译原厂长陈叙一来担任译制导演，也不得不同意还在木匠间监督劳动的邱岳峰担任男主角莱蒙托夫的配音，重配以后才得以通过。说明这些“内参片”都是送到江青那里去的，她对质量的要求还挺严。

有一年，“上海电影译制厂”一共译制了11部电影，其中大半是日本影片，而且都是有关二战内容的影片，有：《军阀》《神风特工队》《日本漫长的一天》《零式战斗机》《樱花特工队——啊，战友》《啊，军歌》《战争与人》等，其中由日本左派导演山本萨夫导演的《战争与人》共分3部6集。另外还译制了由美国拍摄的反映太平洋战争的《冲绳决战》。译制前，工宣队宣读了周恩来总理的电报，内容大意是：翻译这些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影片，是为了给无产阶级司令部在研究国际阶级斗争新动向时做参考。

到1972年，送来译制的片子就比较杂了。虽说也有反映二战的美日合拍的影片《虎虎虎》，但其他的片子有法、意合拍的《巴黎圣母院》，有美国黑白版的《简·爱》，有意大利的《切·格瓦拉》，还有两部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和《冷酷的心》。

这些影片的拷贝 (当时并没有买下放映权)是从哪里来的?译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仍是一概不知。像《巴黎圣母院》《简·爱》等片显然和当时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新动向”无关。有个说法：是为了了解各国电影的动向；也有说是为拍样板戏电影作参考。听说江青看了这些影片，不断对样板戏的电影拍摄提出要求，一会儿要求“出绿”，因为我们国产的胶片拍出的画面都偏红；一会儿又要求拍“长镜头”，说是国外的流行。这些都是作为“中央领导”讲话精神，内部传达的。

1975年，来了两部较新的影片，一部是新拍的由乔治·斯科特主演的彩色版 《简·爱》，还有—部叫《鸽子号》。后者是江青钟爱的影片，她在对电影工作者的内部讲话中曾一再引用《鸽子号》的例子。

这些特殊时期译制的影片。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或神秘，只是在那样一个十亿人只能看八个戏的时代，这些只供极少数人观看的影片，对广大老百姓来说，就显得很神秘了。那时，部分“内参片”也会通过内部途径到上海供领导及有关专业人士观看，所以在那个时代，谁有一张看“内参片”的电影票，就会显得身价不一般，因为这是一种特殊待遇，十分奢侈。甚至出现这样荒唐的事：当初参加配音的人员，因为运动中某个“历史问题”没弄清楚，竟然没有资格作为“革命群众”领到看自己译制的“内参片”的票子。

“内参片”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它反映着那个特定时期，记录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据《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