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说，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为了大女儿的婚姻问题，为了大儿子的治病问题，为了小女儿和小儿子的上学问题，他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能为儿女们想到的、做到的，他都竭尽全力去做了。

1972年，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和小儿子飞飞被安排上了大学一事，令邓小平和家人喜出望外。4月22日，邓小平提笔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

“东兴同志: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京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科大学(学无线电专业)，学校选拔通知二十天前就到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地感激！

我们的情形一切照旧，不过我的继母三天后就要去天津帮助我的妹妹生产和带小孩，她七十几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几年来，在我们家里很劳累，所以我们劝她去天津住一时期，比较松动一点。她走后，两个孩子上学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卓琳，照顾一个残废的大儿子。因此，我暂时不能去工厂劳动，必得在家里做事(卓琳身体也不好)。我们想请一个人来帮助做做饭，特别帮助照顾残废人，已向领导提出，据说找人不易，工资较高(30元以上)，且看找的结果如何。没有别的，就怕我和卓琳有一人生病就难办了。

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卓琳说:“因为我们的事连累了孩子们，今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些。”（据《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