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赈灾,宋庆龄分别在1943年和1946年筹办足球义赛。第一次足球比赛盛况空前，第二次却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而中途夭折。

1943年初春，黄河决堤，河南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无数难民饥寒交迫。国民党政府无动于衷，而且还企图隐瞒灾情。当消息传到山城，广大群众非常愤怒，强烈要求“赈济豫灾”。寓居重庆两路口新村3号的宋庆龄闻讯心急如焚，指示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 (简称保盟，中国福利会前身)立刻行动起来，通过举办座谈会、街头演讲等形式开展募捐活动；同时，让保盟工作人员把报上登出的反映灾区惨状的照片装订成册，分送各个机构。她为发动更多人参与赈灾，根据爱好体育的保盟中央委员许乃波的提议，又决定出面筹办一次国际足球义赛。

宋庆龄发出举行国际足球义赛倡议后，山城各界人士热烈响应。经过协调，中国方面很快诞生两支足球劲旅:重庆的体育健儿踊跃报名，组成“东平队”；各地足球名将很快由沪赴渝，组成 “沪星队”。至于外国方面，则由英国驻华使馆及军事代表团的体育爱好者等组成“英联队”，由韩国在华青年组成“韩青队”。四个足球队为了使球赛更精彩，开展了一系列训练。

5月3日下午，重庆两路口川东师范学校(今重庆文化宫所在地)人潮涌动，盛况空前。宋庆龄在百忙中抽空为国际足球义赛主持开幕式。宋庆龄向全体嘉宾和观众介绍了河南的严重灾情，号召各界人士投入赈灾。

当天，在“沪星队”与“东平队”举行首场球赛时，观众们把赛场围得水泄不通，连附近的房顶上、树枝上也人头攒动。经过激烈的角逐，“沪星队”以五比三获胜。

国际足球义赛总共踢了三轮五场，最终“沪星队”以强大阵容夺取冠军，“东平队”凭雄厚实力获得亚军，同胞们无不为此扬眉吐气，欢欣鼓舞。

这次球赛吸引了海内外观众两万余人，募得的大量捐款均汇给陕西宝鸡“豫灾赈济委员会”主席卢广绵。7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曾登载“豫灾赈济委员会”致保盟主席宋庆龄的感谢信:“孙夫人惠鉴:承惠捐夫人主办之足球义赛全部所得国币十二万五千五百三十元，以为赈济河南灾民之用，该款现已照数收妥，至深感谢……”

抗战胜利后，中国福利会从重庆迁到上海，并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此时，适逢苏北、湘中灾情严重，宋庆龄决定邀请在香港的“亚洲球王”李惠堂带队来沪，为赈灾举行足球义赛。

李惠堂接到宋庆龄的信，立刻出面召集香港的几个足球强队合组“华南队”，成员中有李国琪、侯榕生、谢锦洪、郭英麒、梁荣照、卓石金、黎兆荣等名将。1946年7月17日傍晚，他带着这支足球劲旅乘飞机到达申城，入住扬子饭店。

然而，国民党当局认定这场足球义赛是为了支援解放区，竭力加以阻挠。在“华南队”抵沪不久，便以上海市体育协会名义致函表示:球赛季节已过，不适合再举行比赛；即使举行比赛，也应由上海体协来主办。实际上，此时申城仍然有其他足球赛事，季节并不是问题；要害在于后，就是希望控制并利用该项活动。因而，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发表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干涉到体育上来了，这是在世界各国找不到先例的。”申城各界对此强烈不满，纷纷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抗议。

宋庆龄于7月20日召开中福会会议，决定再次向上海体协提出足球义赛的申请。身兼上海体协会长的国民党要员吴绍澍因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该会会所(解放后改建为卢湾体育馆)举行临时理事会，采取偷梁换柱的卑劣手段，假惺惺地对足球义赛 “破例接受”，同时又规定“交足球委员会积极筹备”；接着，上海体协足委会于7月23日在申城各主要媒体公布:7月25至8月1日，“华南队”将与上海“西联队”、“东华队”、“青白队”各比赛一场，并提高球赛票价即出售4000元和8000元两种门票。

宋庆龄闻讯十分气愤，决心不让这个阴谋得逞，她在7月24日会见李惠堂时明确表态:“你们是我请来的，不让我给你们比赛，那么送你们回去，是我的责任。”李惠堂则在当晚向申城新闻界发表谈话说明:“本人率队来沪，乃团体行动，非私人行动也，一切听诸福利会。”至7月28日中午，李惠堂毅然带着“华南队”搭乘美国邮轮离沪返回香港。

就这样，在国民党当局一再无理干涉下，人们翘首以待的这一精彩而有意义的赛事中途夭折。（据《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