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9日，周恩来同志在视察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燕山石化时提出，要“让我们的天空永远晴朗”，“综合利用是个大问题，要立志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图为周恩来同志视察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污水处理场分析化验室。

新中国的环保事业，是在周恩来的重视之下开展起来的。中国现行的有关环保的方针、政策、基本思路，许多都是他提出的。

中国的森林和植被覆盖率相当低，周恩来对水土保持和植树造林工作予以极大的关注。

“文革”前夕，在全国林业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接见西北各省的林业厅厅长、局长及西北林业建设兵团的代表时说：“16年来，全国砍多于造，是亏了。20世纪还剩下三十几年，再亏下去不得了。”“我们不能吃光了就算，当败家子。”他强调：“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总得坚持到21世纪。”

周恩来认为，中国的地形和美国、苏联的不同，是西高东低，江河的淡水东流，把肥沃的土壤带进了江河大海，这对发展水利有利，但下游一定要处理好工业污水问题，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水产资源。1970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接见国家计委地质局会议全体代表时，对上海代表谈到炼油厂的“三废”(废渣、废气、废水)处理问题，谈到黄浦江和苏州河的污染情况，并指出，搞工业不能给人民生活带来不利。

华北地区的唯一天然大湖白洋淀，对调节局部地区气候、改善华北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白洋淀上游和周围区域内工厂增多，工业污水及生活废水大部分未经处理就排入湖内，污染了湖水。周恩来非常重视这一问题，亲自确定了“缓洪滞沥、蓄水灌溉、渔苇生产、综合利用”的16字治理方针。

1973年9月16日，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游览西湖时，看到机动游艇船尾漂散的油污，对浙江省负责人说：现在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风景湖区都被污染了，水草枯死，鱼类绝迹，再不能游览观赏，我们的西湖不能污染。为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风景如画的西湖，也为了让更多外宾在这胜似天堂的湖光山色中一饱眼福，今后西湖内应少用机动游艇，以避免湖水污染。此后，得知西湖已在试用电瓶船时，他甚为欣慰。

在当时的中国，人们不愿也不敢承认中国有环境污染，认为那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顽症。而身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则清醒地正视了北京乃至全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一再提出“环保问题一定要有个人管起来”。他对北京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先后作了十几次具体指示，反复叮嘱大家，“要为后代着想”，“要把首都搞成一个清洁的城市”。

1971年10月9日，周恩来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参观北京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在参观过程中，周恩来与工人们亲切握手、交谈，显得格外高兴。在胜利化工厂，即现在的合成橡胶厂，周恩来看见远在山头的烟囱里冒出缕缕黄烟——氧化脱氢催化剂装置排放出的含氧化氮的尾气，不禁感慨地说：“黄烟有毒，要把黄烟消灭掉。让祖国的天空是个晴朗的天空嘛！”公司领导解释道：“准备配上甲烷把它烧掉。”周恩来指示道：“烧掉是下策，放空是下下策，应当把它综合利用起来。”

在东方红炼油厂污水处理场，周恩来见到秩序井然的污水处理池、养鱼池、养鸭池、水稻试验田后，显得非常高兴。陪同的厂领导在养鱼池旁介绍说：“这是用处理过的污水养的鱼，鱼能活，说明污水处理过关了。”周恩来叮嘱说：“你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对全世界的贡献。这是个大问题，要超过世界水平嘛!”在送走外宾后，他又留下来一再叮嘱：“你们一定要消灭黄烟，污水处理要达到人能喝的标准。”

1972年9月8日，在邀集国家计委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三废”治理座谈会上，燕化公司环保工作弄虚作假的事情被揭露出来。周恩来在会上说：“东方红炼油厂的工作不真实……”这时，有人插话并简单说明了情况。周恩来听后非常生气地说：“我不能理解，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一个解放军(指当时任厂领导的是一名解放军)，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弄虚作假。不仅欺骗了我们这些活人，而且欺骗了死人(指谢富治死亡前也以为东方红炼油厂治理污水已经基本过关)。”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在这个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之前，再不要邀请外宾去东方红炼油厂参观。”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燕化公司对有关问题组织调查，并如实地作了检讨。调查显示，当时养鱼并不是全部用处理后的污水，而是经常向处理后的污水里掺进一半左右的净水；鸭子是在处理后的污水里放养的，但饲料是用净水拌的；在接待外宾时，用买来的鸭子、鸭蛋、鱼类代替……到1973年，燕化公司冶理工业污染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消灭了黄烟，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肯定。

1974年3月31日，病中的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在听取秦山核电站工程技术情况汇报时他特别强调，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必须绝对安全可靠，特别是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从长远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

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公害事件不断发生。1968年，根据瑞典的建议，第2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于1972年召开人类环境会议 (即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会议)。

1972年2月，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邀请中国参加。此时中国正值“文革”时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还是决定组成30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世界性会议。

为参加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中国政府要按规定提交一份报告。周恩来在审阅报告草稿时，发现其中大讲中国取得的建设成就，而对公害、污染问题只字未提。阅后，他对起草人严肃地说：“还是实事求是嘛!我们也有环境问题，不好回避。西方环境不像你们讲的那么差，我们这里也没有这么好，污染到处都有，一些地区很严重。北京就有污水，冒黑烟。不能只把公害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顽症。”周恩来不但对文件草稿提出具体意见，还亲自提笔修改。于是，在中国代表团提交大会的文件中，增加了“中国也存在环境问题”一节。

1973年8月5日至20日，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的讲话中说：我们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我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我们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要避免出现环境污染的情况。我们应该从建设一开始，从产品、厂址、技术设备选择时，就注意环境保护。要考虑到建起来之后，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和破坏。我们搞建设，一定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子孙后代，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情。

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研究了我国的环境状况，并将各部门反映的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集中登载在12期会议简报增刊上。周恩来看后，将简报批转给中央各部部长和各省省委第一书记 (包括各自冶区区委第一书记、直辖市市委第一书记)阅看，以引起相关领导的重视。这次会议虽然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但它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始。 (据《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