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10日下午举行记者会，邀请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汪光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就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答记者问。

节能减排见成效“十一五”目标已部分完成

在回答能否实现“十一五”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左右的约束性目标的问题时，解振华表示，“十一五”以来，我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截至2009年底，“十一五”前四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4．38％；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下降了9．66％；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下降了13．14％，提前完成了减排目标。

张力军说，在环境质量的变化上，2009年全国地表水759个国控断面水体中高锰酸盐指数的平均浓度比2005年下降29％，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比2005年下降24％。

他说，四年来，全国累计关停小火电机组6006万千瓦，淘汰落后的造纸产能680万吨，这两项都基本上完成了“十一五”的任务。水泥、炼钢、炼铁、炼焦等落后产能的淘汰工作也进展顺利。截止到2009年底，全国新增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4460万吨，基本上完成了“十一五”的计划。全国燃煤脱硫机组装机容量达到了4．61亿千瓦，占火电装机容量比例由2005年的12％提高到71％。全国钢铁烧结机烟气脱硫设施，“十一五”计划建成运行14台（套），到去年底已建成并运行了120台（套），同时还加强了重点排污企业的监督管理，有85％的国控重点企业实现了自动在线监控，保证了治污设施的正常稳定运行。

在回答政府推出哪些措施鼓励支持企业节能的问题时，解振华说，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相一致，对企业来说，开展节能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环境效益，更体现出其社会责任，利于形成社会效益。目前，政府制定规划、确定目标，对重点企业节能减排提出要求，并对开展节能技术改造的企业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进行资金补助；对有利于节能减排的一些技术、产业，在价格、税收、财政方面给予支持；对重点企业的污染治理，采取“以奖促治”的办法，给予财政奖励；对实行废物综合利用的企业，给予免税、减税政策；对节能产品实行财政补贴推广政策。通过鼓励性政策和严格执法，有效促进了企业节能减排的实施。

对于这几年看不到“环保风暴”是否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问题，张力军表示，环境保护工作不是靠一两个“风暴”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这几年来，环境保护部秉承向人民群众公开信息的原则，所有的突发环境事件包括环境质量，都在网上进行了全方位的公布，其中包括113个重点城市每天的环境质量，我国七大流域每个流域国控断面水环境监测情况等。

环境质量改善任重道远九项措施力促节能减排

关于我国环境质量是否仅是局部改善，总体还在恶化的问题，张力军说，尽管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两项主要污染物取得了下降，但是污染物不仅仅是两项主要污染物，仅靠两种污染物的总量控制来改变中国整体的环境质量是不够的。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情况看，氮氧化物和氨氮没有多少变化，而且氮氧化物还在增加，由于氮氧化物的增加使得二氧化硫削减后，对酸雨的控制效果不是很明显。

他说，“十二五”环保规划中，将根据第一次污染源普查的结果适当增加对主要污染物实行总量控制的种类，使我国的环境质量真正全方位地得到改善。

解振华说，今年是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最后一年。目前，节能目标完成情况与“十一五”规划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任务相当艰巨。

对此，解振华表示，2010年是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最后一年和决战之年，今年将主要采取九项措施确保减排目标实现，强化目标责任考核。开展对各省2009年和今年目标完成情况的评价考核，实行问责制。严格控制“两高”项目。要继续大力淘汰落后产能。今年计划关停小火电机组1000万千瓦，淘汰落后的炼铁产能2500万吨，炼钢产能600万吨，水泥产能5000万吨。加大资金支持的力度。安排中央预算内的投资333亿元，中央财政资金500亿左右，支持实施重点节能减排工程。今年全部要实现节能1．5亿吨标准煤的能力。要新增5000万千瓦火电装机容量的烟气脱硫装置，要新增城镇污水日处理能力1500万吨，垃圾日处理能力6万多吨。要切实抓好重点领域，全面推进工业、建筑、交通、公共机构、流通服务业、农村和农业的节能减排工作。加快节能减排技术和产品的推广，继续实施节能产品的惠民工程。在推广高效节能空调、节能灯的基础之上，今年要出台节能汽车、电动机等产品的财政补贴推广办法，要建立激励性的政策。完善经济政策。稳步推进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和环保的收费改革，积极落实国家支持节能减排的财税政策，增强企业节能减排的主动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要使循环经济在中国形成较大的规模。健全法规，严格执法。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

对于“十二五”期间在节能减排方面将采取的进一步举措，张力军说，在污染减排指标领域上将进一步延伸和扩展。在减排的具体措施上，将更加注重结构减排，即通过污染减排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市场机制和长效机制，强化污染减排的责任制和问责制。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关于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解振华说，应对气候变化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大家应该同舟共济，各尽所能，做出各自的努力。

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实力和技术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率先减排、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方面做得更多、做得更好，美国能够在这方面做出更大努力。同时，我们也理解美国在国内立法问题上面临的争论和分歧，我们不希望他们因为国内的分歧、困难而把责任转嫁到其他国家。希望今年的坎昆会议在大家的努力下取得好的结果，我们也愿意和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积极加强合作。

对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问题，解振华表示，温室气体排放增加造成了气候变暖，这主要是发达国家在过去一二百年工业化过程中无约束排放所造成的，发展中国家是受害者。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加大，南方地区洪涝灾害加重，北方地区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加大，森林和草原等生态系统退化，沿海地区台风、风暴潮频率和强度增加，灾害损失加剧。从长远看，气候变化可能对我国的粮食安全、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甚至可能会影响到经济社会安全。其他发展中国家，例如小岛国和非洲国家，也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对此，国际社会应该采取合作的态度，共同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积极地采取措施。

在回答中国温室气体减排是否应实行 “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三可”制度问题时，汪光焘强调，应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分对待。发达国家200年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占有了整个空间的80％，他们接受“三可”是应该的。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要解决贫困、要发展，生存排放是必然的。

汪光焘认为，一些应当承诺减排，也已经承诺减排的国家，却仍然在增加碳排放，应当重点对这些国家执行“三可”。中国带头自觉提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指标和目标，这是自觉减排，应当有自己监督自己的机制。我们可以有透明度，但不能用“三可”的方法来解决。

解振华表示，根据巴厘行动计划，发展中国家得到国际资金和技术支持的行动需要进行 “三可”，发展中国家国内自主减排不适用“三可”。但是为了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进展，我们采取了灵活的态度，在不侵犯主权的前提下，可以考虑某种形式的国际磋商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