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湖桥隔开了内地和香港,却不曾隔断内地和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旗帜下,内地和香港的联系更加密切,我们在同一个蓝天下共同发展,必定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香港向北 内地向南
游客:“华南客群”VS北方“血拼族”
当然,并非每个人都是到香港追求LV和瑞士表,对于一部分珠三角旅客而言,自由行开放之后,香港购物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
范志红,一个年轻的深圳女子,2003年之后,几乎每个季度去一次香港。她选择和朋友一起,早晨从罗湖口岸过关,花半个小时坐东铁到尖沙咀站。从海防道走出来,沿路看药店“万宁”和化妆品店“卓悦”,最后在海港城完成她的香港购物旅程,买够她需要的化妆品、小孩衣服、奶粉、鞋子,平均每次花费几千元钱。天差不多黑下来了,她回到东铁,花30分钟,沿原路返回罗湖。
香港旅发局用“华南客群”来形容这一批人——他们离香港很近,经过多次往返,对香港已经相当熟悉。不用向他们推介旺角、铜锣湾、尖沙咀,只需要及时通过内地媒体发布最新的消费资讯。特别在每年暑假的香港购物节,这批“华南客群”会随着最新的消费指引大批涌入。
而从北方飞来的“血拼族”,因为路途成本,也因为地域消费文化的差异,特别倾向于在像海港城一样的商场购买国际知名品牌。他们中有暴发族,有富商的太子党,也有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甚至普通工薪阶层。他们在消费的行为中寻找和定位着自己的社会认知,这是一个正在兴起的阶层划分模式。
在两种不同的消费客群被发现之后,香港旅发局开始通过媒体向这两种不同的人群散发不同的购物指南。他们发现,北方客因为需要节省时间,更倾向于去大型购物广场。而南方客则有不少倾向于特色街道,有点类似于“淘宝”的心理。
香港:北上寻根,也是为了未来
何英一直不知道,怎样说自己是哪里人才更恰当。她祖籍广东兴宁,生长在安徽,1995年来深圳工作多年,去年随夫加入香港籍,但全家都在深圳生活。
这也是她这个家族的疑题。1930年,她爷爷从兴宁来到香港,1951年携家回到老家,1953年想再返香港已不允许。今年4月,她下岗多年的七叔凭一纸当年香港出生的证明,入籍香港。
与内地摧枯拉朽的城市拆迁不同,何家在香港九龙何家田的老屋尚完整保留。七叔也找到了分开半个多世纪的大姑,当年她因出嫁在港而未内迁。但姐弟俩都听不懂对方的方言。现在,在香港政府资助下,七叔每日乐呵呵参加保安培训。在他租住的小房间附近,还有他说客家话的童年玩伴——他们后来偷渡到香港。从下岗到上岗,从内地到陌生香港,七叔又找到了生活的快乐。
何家的每一次生活转折,都是走过罗湖桥完成的。而香港回归,为他们以及更多人的两地间自由迁徙提供了机会。
改革开放之后,港人开始第一次北上热潮。随着国际产业梯度大转移,加之香港土地、劳动力成本急速提高,而刚成立不久的深圳特区等地的开放改革和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港资加工企业的北移,推动了香港经济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转型。高峰期,北上珠三角的港资企业达到10万家,提供劳动力就业达2000万人。
虽然自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到1997年香港回归的14年内,有逾40万港人移民海外,但更有越来越多港人尝到甜头,坚持以港资开路,通过深圳向内地腹地进军。
港人第二次北上热潮是在亚洲金融风暴袭击之后,其导致的财富蒸发,据称相当于每个港人损失70万元。而珠三角经过20年改革开放,经济强劲,城市功能齐全,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价廉物美、生活舒适吸引了大批港人前来消费。一项统计说,2002年平均每人北上8次,是1996年的二倍。
婚姻:北嫁北娶一家亲
如今,你来香港随意拜访一个年轻家庭,都经常能听到普通话、广东话或英语,父母孩子两文三语交流,乐也融融。
综观过去10年,在香港注册结婚而夫妻其中一方为内地人的数目,由1997年约2700宗上升至2006年的21400宗。
香港资深婚姻顾问表示,早年因语言不通等原因,来港结婚者不多。回归后,旅游便利,两地交往频密,不少香港人普通话顶呱呱的背后,是对内地和内地人的了解和亲近,而内地人对香港的了解也在逐渐深入,两地男女互生情愫而结秦晋之好的故事比比皆是,成为佳话美谈。
不过,在香港男性眼中,与内地女性较易水到渠成。而比较少内地男士主动征求香港女性,是有感港女多较独立自主要求高,与港女难走进婚姻。然而,随着内地放宽居民赴港旅游,愈来愈多内地女子南下香港征婚或在此结婚。
与以往多是年长港男回去找年轻内地妻的情况不同,内地不乏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主动希望与港男结婚,原因是觉得港男“质地好”,较忍让女性,风度及学历也都不错,这些优质女子集中“争夺”香港中产或高学历男子,连港女都感到备受“威胁”;而香港不少年轻专业女性也开始北望神州,寻找意中人。
导游词
罗湖桥,座落在连接深港之间的深圳河上,短短几十米,跨越“两地”,牵手“两制”。跨过罗湖桥,我们就结束了7天的旅行,回到了故乡。
1906年,詹天佑担任顾问修建罗湖铁路,自此,罗湖桥成为一个符号,象征香港与内地间难以割舍的关系。
上世纪50年代,罗湖铁路桥重建,罗湖口岸正式成为“国门”;上世纪80年代,罗湖桥翻新分为两层,上层只为深圳至香港信道,下层为香港至深圳信道。原先的铁路、人行两用桥只作铁路火车运输之用。几经旧貌换新颜,罗湖桥见证了中国内地的逐步开放,见证了九七香港回归,也见证了回归十年间的风雨阳光和来来往往。
罗湖桥上总是人山人海,川流不息。回归前,大批香港人通过罗湖桥到内地探亲、经商。行走在罗湖桥上去香港购物的内地客络绎不绝。女性为化妆品、服饰而慷慨解囊,男性则喜欢在名表店、手提电脑和数码产品店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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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降低了统一成本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振民日前在“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研讨会”上表示,通过“一国两制”方针实现国家统一,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统一观,把统一的成本几乎降低为零,不仅保证各方都没有损失,而且各方都能从统一中获得好处。
6月10日,王振民指出,“一国两制”打开了实现国家统一的思路,其核心和精髓就是和平、和谐、相互尊重,体现了可贵的政治宽容精神。由于“一国两制”是有条件地维持各自的制度现状,在不破坏目前实际现状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统一,因此通过“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是零成本、零代价。
“一国两制”对他国有参考价值
原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梁振英6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说,作为第一个成功实践“一国两制”伟大构思的特别行政区,香港的经验对研究和发展“一国两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梁振英说,“一国两制”是开创性的构思,史无前例,经过长时期的实践,证明可行。以“一国两制”方式成功解决主权和领土问题,以至一国之内的重大制度分歧,值得推广,对世界其他国家都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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