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图

30年来，我们身边的城市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变化，每天都有新的“城事”在萌芽、发展和变化。新的社会词汇、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娱乐潮流，构成了一幅反映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巨大变化的 “清明上河图”——

特价打折 购物不凭票打折成新潮

“打折”、“特价”这些词语如果搁在二三十年前，肯定得扣上“新鲜”这顶帽子，但若是现在，再有人把这些词语甩出来，十个人里面至少有八个半会在心里打小鼓：又搞打折？这次有几分是真？

11月12日，记者行经太原市钟楼街和柳巷，卖鞋的、卖衣服的、卖珠宝的、卖食品的，还有婚纱摄影店的大多都挂着促销招牌：满100元减50元、花96元即得208元、满300元即抽奖、拍一套送一套、全场三折起、买一送二……其实不只是这些，房子、汽车、家电、建材等凡是进入消费领域的商品几乎都能和打折、特价等沾上点边。

赵师傅是个老太原，1980年赵师傅参加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0.06元。“那时候，钱挣得少，卖东西的地方少，能买到的东西也少，最主要的是，买东西多半还得凭票（券），肉票、蛋票、肥皂票、布票、自行车券、电视机券，种类可多了。拿票购买，都是明码标价，不存在搞价一说，更别提什么打折。”赵师傅告诉记者，“记得当时太原比较有名的商场有好几个，二轻、天龙、五一大楼、并西商场还有解放大楼。我们一般都是拿着布票去买布，然后做衣服。”1987年，赵师傅结婚了，托了几层关系才买到一台16英寸的电视机，“我这还是比较幸运的，那时候，有人想买还买不上，比如说厂里有一张电视机券，好几个人围在一起抓阄，谁抓到算谁的。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可笑。要是搁现在，不管是买什么东西，都想跟卖家砍砍价，要不然就觉得自己吃亏了。就是进超市，虽然是明码标价，但也经常搞活动，今天这个特价，明天那个特价，有的时候还真能得到一点实惠。现在总归是比以前强多了。”本报记者 李文望

追捧明星 老父追星族女儿是“粉丝”

“李宇春的粉丝被称作‘玉米’，张靓颖的粉丝被称为‘凉粉’，陈楚生的粉丝被称作‘花生’，我是邓丽君的粉丝，不知该怎么称呼啊。哈哈。”说着，唐先生不禁开怀大笑。这时，他的女儿调皮地冲老爸说道：“你是80年代歌星的铁杆粉丝，不如叫‘拔丝’吧。”

唐先生今年已经52岁了，可对流行歌曲的热情却不逊女儿。“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在长沙师范上大学。突然有一天，听到广播里放着一首曲子，听起来旋律特别欢快，歌词也很有意思。”唐先生用手打着拍子哼唱起来：“我想唱歌可不敢唱，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高三了，还有心情唱，妈妈听了总会这么讲……”通过多方打听，唐先生才知道这首歌叫《我多想唱》。“这首歌似乎把我们当时的心声都唱出来了。那时，整个学校的学生没人不会唱这首歌的，那是相当流行！”唐先生还记得，当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播放时，电视剧的主题曲风靡一时。“因为大家都不会日语，《姿三四郎》主题歌的歌词就用汉字代替，‘亚来巴旗哭路洒，哭泣那该，噢到靠里土伊洒……’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写了些外星语呢。”

“实际上，真正崇拜歌星是从我参加工作后才开始的。”1983年，唐先生被分配到太原电力学校任教，工作之余，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收集喜欢的歌词和录音磁带。“不只是邓丽君，后来的张蔷、李谷一、张帝、李双江，90年代的小虎队、四大天王，都是我所崇拜的偶像。”想起当时的疯狂“追星”，唐先生笑道：“我那时工资也不多，除了上缴给我母亲的，其余的都买磁带了。直到现在，我家里还有一大箱子旧磁带呢。”

在唐先生看来，喜欢一个歌星，就是收集他们的歌曲和照片，会唱他们的歌，仅此而已。不像现在的粉丝，连明星的生日、爱好都了如指掌。“不过，在如今的信息时代，网络太发达，追星族要想得到一个信息是轻而易举的事，再也不用像我们当年为一本《大众电影》而苦等一个月了。”本报记者 潘春娟

电视娱乐 黑白雪花点数字大液晶

“爸，我要看少儿频道！”

“那有什么好看的！乖，你看人家这球投得多帅。”

“你说话不算数，说好周末可以让我看电视的，又不让我看。”

“乖，你去卧室跟你妈一起看去吧！”

“我妈正看电视剧呢！”

“好好好，你看吧，我去网上看！”11月9日晚8时许，家住太原市新建北路的张渊正在看球赛，女儿不依，他只好转战到书房。

张渊家里有两台电视机，客厅一台42英寸的大液晶，主卧一台24英寸的小液晶。张渊说，平时女儿功课忙，一般不看电视，为了给孩子减压，他和爱人答应每周六，让她看一晚自己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我们家一共三口人，有两台电视机。就这样，一到周六晚上，就开始电视争夺战。还好，现在网络也很方便，我可以在网上看，呵呵……”

张渊最初接触到电视是在1980年。“我还记得，当时我上中学，父亲把托人买回的18英寸黑白电视放在一个高高的柜子上。那时候频道少信号差，父亲在房顶上挂起天线，每晚不到7点，家里就坐满了大人和孩子。电视一开，一屋子的人都看得津津有味。”

“现在，数字信号进了家，能收100多个频道，专题片，电视剧，文艺、体育节目应有尽有，依个人喜好爱看什么看什么，而且许多频道都是全天候播出的，只要有时间，一直看都可以。这在以前，大家想都想不到。”本报记者 刘 霞

志愿者 危难显身影时代“活雷锋”

北京奥运会期间，外国友人对媒体盛赞说“志愿者的微笑最动人”。

山医大二院的许志红是省红十字会的“老”志愿者。十几年来，在省红十字会组织的各项“学雷锋”活动中，总能看到她的身影。今年四川汶川地震后，她作为志愿者在省红十字会的办公室里帮着接听电话、接收捐款、对运送伤员的列车员进行救护培训等。灾区伤员来到山西救治后，她又主动担负起爱心陪护和志愿者们之间的协调任务，她每天早出晚归，忘我地投入到志愿服务中。她的同事说：“许志红每天把当天的陪护记录以及第二天陪护的志愿者安排好，她才离开医院。连日来的奔波劳累，疲惫不堪的她晕倒在了病床前。”

21岁的大同青年刘冬是“80后”，在父母的呵护中长大。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刚刚从警校毕业的他背着行李登上了去往成都的列车，在四川团省委报名做了一名志愿者。随后，他随卫生防疫人员赶赴灾区一线，参加各项救援活动。为不给灾区增添负担，在川的十几天当中，刘冬和其他志愿者食宿全部自理。

团省委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1993年之前，志愿者的概念还没有在中国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人们身边活跃着各种“学雷锋”活动，多由各级共青团组织发起。时下，志愿者的身影活跃在社区、医院、养老院、救助站等生活各个角落。志愿者现象已成为“不计报酬，效力社会”的一个时代特征。本报记者 黄广斌

个体户 小小个体户处处在开花

“不去国营大厂上班，却要自己干个体，你脑子不够用吧？”30年前，当太原市的武女士毅然决定放弃进人人羡慕的国营大厂，而是选择开裁缝铺，她的家人、邻居都认为她是在做一个愚蠢的决定。“我有的是手艺，所以就想试试手。在当时，干个体确实不是件光鲜的事。为了怕见熟人，有的个体户出门甚至戴着大口罩。”武女士说。

干个体不仅可以解决自己的就业，还能减少国家的负担，有啥不好？既然认定了自己选择的路，武女士就索性把嘲笑、指责统统抛到脑后，1979年，通过考试，她终于领到了工商部门核发的《个体工商业户营业证》，成了我省改革开放后首批个体工商户中的一员。开业半年后，武女士每月纯赚100多元，这比当时八级工的工资还要高。

1986年9月的一天，生意日渐红火的小店来了一位年轻的顾客，想让武女士帮他做套西服，“他说好几家国营服装厂都拒绝做，但我也为难啊，从未做过，万一裁错了怎么办？推掉的话又怕顾客失望，更何况，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左思右想，我硬着头皮接下了活。不会就学，通过到河北的服装店取经，基本上掌握了西服的制作要领，我就动手做了，后来看着辛苦做好的西服穿在顾客身上，他笑了，我也笑了，成就感油然而生。”说起那次大胆的尝试，武女士非常自豪。

1988年，武女士不仅扩大了生意，还收了徒弟，生意越做越好，1992年被太原市工商部门授予“模范个体户”称号。她说：“刚开始干的时候就是为了谋生。现在不同了，个体户已被大家普遍接受，认为是一种创业，连大学生也来干这行。”本报记者 张小林

休闲锻炼 生活新主张健康又时尚

每天早晨六时至八时，是太原市民曹大爷和儿子雷打不动的健身时间。曹大爷今年70岁，耳不聋眼不花，身体硬朗，谈起如今的变化，曹大爷说：“是改革开放给了我晚年的好生活！”

30年前，曹大爷在太原重机工作，由于歌唱得好，每年单位组织文艺演出，他都是骨干，但体育锻炼却特别少。“我是做零部件组装工作的，每天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又没有时间活动，不得这病才怪呢！”曹大爷告诉记者，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体育锻炼单一，除了大众都熟悉的广播体操、越野长跑外，最多就是打打篮球什么的。自己不爱运动但又想不出更好的锻炼内容，所以到后来，身体越来越差，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晕倒，医生建议他最好做手术。不愿意做手术可又怕病情加重，曹大爷决定坚持锻炼。“现在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感冒都很少。最近学习了太极拳后，心情更舒畅了。”曹大爷说。

曹勇38岁，曹大爷的小儿子，是太原一家公司的业务经理，他说：“近年来，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如今，健身也已渗透到他生活的每个角落。

曹勇平日的工作就是和公司的客户打交道，每逢重要节日便是他拉近公司与客户距离的大好时机。端午节送粽子、中秋节送月饼已经毫无新意，送礼送什么？一次，曹勇和朋友相约去游泳，看着别人手中的“贵宾卡”，他茅塞顿开，正所谓“送礼不如送健康啊！”本报记者 闫婧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