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四 路途畅通盗墓风行 金粉横流车马遗音

有个参数可以粗略形容侯马地区的交通之便利。邹衡教授主编的《天马—曲村/1980-1989》上称，这里是山西南部的交通中心，铁路、公路四通八达，而曲村所在地距离侯马、曲沃、翼城三城皆在30公里范围之内。

上世纪80年代末，侯马凭借先天优越的交通和区位因素，成为山西乃至中国的物流中心。正是由于物流业的发展，20多年前，来侯马发展经营的南方客商越来越多，有的客商对古玩感兴趣，而有的人对历史人文早有经验，来侯马就是为了“淘宝”。

刚开始时，南方人问当地人有没有古物，那时人们还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南方人就说：“你去找吧，找到了一件给你1000元。”1000元在当时的侯马不啻为一笔“巨款”，很多人兴致冲冲到四周寻宝，有的人就带回来青铜器，因为村里人挖地基挖出来随手就扔在院子里，套上两句话便能拿出来，几角钱都用不着。南方客商一看，眼睛就直了：天哪，还真有宝贝！

在20世纪90年代，侯马人皆知“侯千万”、“郭百万”这样的称谓，所谓“百万”、“千万”，都是对外来的和逐渐发展起来的当地盗墓分子“身价”的估量。一件文物能值这么多钱？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能赚几个钱？巨大的利益刺激，使得更多的人铤而走险，古墓富集的晋南侯马，一时夜间炸墓巨响不断……

天马—曲村遗址的分布范围大致在天马、曲村、北赵、三张四个自然村之间。1992年发现的这块“出宝”的墓地即位于上述范围的中部。不知那时是否有人想到，这里会成为引发国内外学者倍加关注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虽然都城的确切位置依旧没有被发现，但根据历史上都城和王陵的距离分析，晋都必定在曲村附近无疑，以那个时代的交通条件和技术水平，晋国不可能将王陵建在距离都城路程一天之外的地方。

寻找都城和继续发掘的过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时，墓地的发掘逐渐进入明朗阶段，发掘出土的文物无法详细计算。为避免见光之后的文物再次流失，当地武警部门直接参与了出土文物的保护和运输，每当打开一座墓葬，如果发现文物繁多，在做过分析和摄制影像资料后，文物所在的土层直接被特制工具连土取走，装载上车，武警荷枪实弹押运到侯马市专门的存放地。

晋侯墓地出土的文物达万件以上，有青铜礼器、乐器、成套玉器等，特别是出土的青铜器中，食器、酒器、乐器一应俱全，出土青铜器数百件，大量有铭文，9组墓出土的青铜器镌刻了6位晋侯的名或字，这都是研究晋侯世系的珍贵资料。

而出土玉器品类更为纷呈，有的一墓就出土近800件玉器，从使用功能分，大致可归为礼器、佩饰器、丧葬器等。玉器的出土也有助于确定墓地主人身份，如此数量的玉不仅为周代不同级别的用玉制度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同时也对晋国史、晋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直接资料。

因很多墓葬数次被盗，棺椁已遭破坏，墓主骨架也荡然无存，葬式不清给以后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一座墓葬中，考古队在严重盗掘的墓地间，惊喜地发现了以后称为山西省博物院“镇馆之宝”的青铜鸟尊。尊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整个鸟尊以凤鸟回眸为主体造型，头微昂，圆睛凝视，高冠直立，且禽体丰满，两翼上卷。在凤鸟的背上，一只小鸟静静相依，并且成为鸟尊器盖上的捉手。凤尾下设一象首，可惜鸟尊现世时，象鼻已经残缺。

在此器中，鸟与象这两种西周时期最流行的肖形装饰完美组合，造型写实生动，构思奇特，装饰精致，使之成为中国青铜艺术中罕见的珍品。《周礼·春官·司尊彝》记载，古代祭祀礼器中有所谓的“六尊六彝”。而这座鸟尊的盖内和腹底就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可证明鸟尊确为宗庙礼器。

于2006年到2007年的发掘中，晋侯稣墓地的车马坑正式发掘出土。其实，这9组晋侯墓中，每组墓地都附带有车马坑，但晋侯稣的车马坑是惟一一座考古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作彻底发掘的车马坑。

在发掘晋侯稣车马坑的初期，几个月前，工作人员便往表层地面放水，但必须一天放一次，以防止过多水渗入深层损害原有样貌。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考古队开始清理土层，在距离地表三四米的位置，出现木灰时，小刷子和探针等工具上阵。木灰之下，就是近2800年前入土的车马所在地。

由于年代久远，车的木质早已朽坏，剩下的就是紧贴车的土层。用小刷子和气吹拂去尘土，车的样貌展现了出来。长期的地表土层积压，使车轮早已变形，为保持车马原貌，专家们专门研制出一种胶液进行加固。无论是在车轮还是车辕、车身，队员们拿小号的钻头在上面打孔，然后慢慢灌入胶液，反复灌，反复风干，最后车的形状终于呈现在大家面前。

既然是车马坑，那马在哪儿呢？在这里，其车、马是分开埋葬的。与车坑一墙之隔处，几十匹马的遗骸终于被发现了。在紧贴坑壁的方向，遗留着一匹马仰着脖子挣扎的样貌，当年被埋入时的惨状依稀可辨。而车坑里，队员们清理出40辆车，其功能略有不同，用今天的话说，就像是“装甲战车”、“豪华彩绘车”等车型。这的确是顶级的葬制了。

专家分析，车坑里停放的五六种车型大概是不同身份或场合乘坐的，雕绘的车可能是用作仪仗的，而有的车可能是专门打仗时士兵乘坐的。他们在车坑内共发现4个盗洞，这些30厘米见方的盗洞已无法考证究竟是哪个时期的盗墓者所为。有的盗洞直接盗到了车轮上，将车轮中间劈断。队员们还发现车上有狗的骨骸，有人开玩笑说：“这也许是主人的宠物，晋侯身死，这些狗也要被埋入地下殉葬。”

已被泥土和岁月侵蚀的车铃依稀还在，车轴上雕刻精细的青铜轴盖上饕餮兽面纹仍大张着嘴巴，马鞭静静躺在角落里，车辕上连接战马的皮制缰绳也无声诉说当年情景，一墙之隔的战马似乎还在等待谁给它套上缰绳……

主持发掘的吉琨璋队长无不感慨地赋诗：“车辚马啸现当年，晋侯戎装起硝烟，排排战车能倒海，列列勇士冲宵天。斗转星移三千年，昔时烟尘大风散，滚滚黄土湮白骨，凄凄蒿草向乔山。”

遥远的年代，当时是怎样的场景？王侯与平民，过着怎样的日子？还有，发掘出来的众多文物如何安置？这荒野之间的车马坑，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

之五 遍寻都城凿穿史稿 专家揭秘疑雾丛消

距今2700多年前，列国争雄，春秋时代来临。周室中落，王道衰微，群雄并起，争霸中原，广袤无垠的华夏大地上厮杀震天。晋国自微弱至强大，直至三家分晋，急急流年，滔滔逝水，万古功成自有血肉横飞，雄图霸业终归落花流水。

在史书中，晋国命运强衰系于7场战争。公元前655年，灭虢之战，晋国“假道伐虢”，虢国灭亡，回军途中将虞国也一并歼灭，留下一句“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成语。自此，晋国不但占有全部的今山西南部，更将触手伸向了黄河以南，开始走向了扩张和崛起的大国之路。

韩原之战，晋国为其后的称霸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使晋国一跃成为中原霸主……经过平阴之战后，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对晋国的霸业构成实际威胁，而身处强弩之末的晋国也将辛苦维系着它的霸业。

而以后式微的晋国，让世人再也无法回忆起当年“据有方圆”的古晋国都城。今天，谁能够为不知下落的古晋国都城诉说迷踪？站在曲村门楼下，“晋国故地”四字镌文安然得一如街道上卖菜的村妇，只是在等待顾客上门时，稍显寂寞了些！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这块土地上奋斗过的3代考古学家和史学家也无法真正高兴起来，他们有一个大大的疑问——城墙在哪里？

多年以前，考古专家在天马—曲村遗址内发现部分夯土遗迹，但当时的定性是：非西周时期城墙。这些年，探访良久而无果的专家开始回想当年：真的不是晋国都城吗？会不会当年限于技术，且那时尚未发现晋侯墓地，专家们无法用“先入为主”的希望去反复推敲呢，那次勘察会不会有什么失误？

不过，萦绕近半个世纪的“寻晋记”，无数人无数心血，必会有人去画上圆满的句号。

■专家揭秘

三晋都市报：如今，这片遗址发掘完毕了吗？

吉琨璋：确切地说是告一段落。当年邹衡先生主持天马—曲村遗址考古工作时，探测的结果就是发掘出全部遗址的1/35。到目前，这处巨大的遗址群都必须等待机缘再次发掘。

三晋都市报：那现在晋侯墓地的地下是否还有文物没有发掘呢？

吉琨璋：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已发掘完毕，现在剩下的就是除了晋侯稣之外的8位晋侯的车马坑了，但这些车马坑形制、样貌跟晋侯稣的车马坑相似，近阶段没有发掘的必要，更重要的是考虑到经费问题，即使把所有车马坑都发掘出来，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维护，藏在地底是最好的保护。

三晋都市报：对于晋侯迁都的说法，今天的研究有没有什么结论？

吉琨璋：当时主持工作的邹衡和李伯谦两位教授都对迁都的说法有过判断，他们在发掘晋侯墓地外围遗迹时就表示过“这就是晋国都城所在地”，只是那时缺少证据，现在随着晋侯墓地的发掘，这个疑问可以盖棺定论了，曲村是晋国在西周时期的都城所在地。

三晋都市报：有没有人对此提出过疑问呢？

吉琨璋：有，学者田建文先生于1994年对天马—曲村遗址“故绛”说提出了质疑。他提出三点疑问，其一，晋侯墓地是否在晋都“故绛”之中？二是天马—曲村遗址西周早期的面积并不大，三是该遗址尚未发现城墙或大型夯土（宫殿）基址等与晋都直接相关的建筑遗迹，并认为“唐与故绛绝非一地”，而翼与故绛是同地，其地或在翼城县的苇沟—北寿城遗址。

三晋都市报：这些疑问该怎么去消除呢？

吉琨璋：第一，我们仍在找城墙遗迹，我们提出应对侯马地区存在的夯土遗迹进行再复查，就是为了这个；第二，如果这些夯土遗迹不是晋国都城的遗留，那么考古研究者也会继续寻找下去。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细致的发掘，是最有利于产生新发现的。

三晋都市报：晋侯墓地一共发掘了几次？为什么是9组19座墓葬？现在研究出来的结论和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是否一致？

吉琨璋：从1992年到现在，大规模的发掘有7次。9组19座墓葬是这样的，每一位晋侯和其夫人各一座墓葬，其中晋穆侯是两个夫人。这么说吧，9位晋侯，最早一位为晋侯燮父，最晚一位为晋文侯或者文侯的叔叔殇叔，墓地发现的晋侯数量与司马迁的记载是一致的，但不能完全对应，可能对最后一组的墓主争论大一些。出土文物加上发掘出来的信息，参照《史记》记载，这是对于西周文化和晋国史研究最具意义的。

三晋都市报：我们是否从这处遗址中发现夏商文化遗迹呢？

吉琨璋：1959年，徐旭生先生首次调查夏墟，在山西范围内调查的结果是“夏墟当在山西西南部，不在中部”。在曲村一带，有夏时期的遗址存在，这样看来，夏文化必在晋南。

晋南地域广阔，但有关商代和商代晚期的遗存则较少，在曲村一带至今没有发现，这为我们寻找唐的地望和叔虞封唐的地望带来困难，究竟哪一处是早期晋都的最初所在地，仍是一个谜。

三晋都市报：发掘出土的文物做何处理呢？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最好的办法能够保护这些晋国奇珍？

吉琨璋：出土文物现在大多在侯马存放。至于保护，我可以透露一个信息，这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全力做的工作，即准备在晋侯墓地上方原址建一个大型博物馆，它将集文物保护、科学研究、陈列展示于一体，建馆的目的不单是保护这些文物，还在于使文物还原现实，到时或许会将已经回填的墓地再次发掘。

把馆建在这里，这更有利于保护文物、借鉴历史。目前，这个博物馆还在集中论证阶段，论证通过后，省里会投入1亿元左右的资金。（本篇完）（本文亦感谢郑媛的协助）

本期顾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历史考古室主任吉琨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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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尚鸿 实习生 张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