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三 奇珍流落抢救回沪 稣鼎铭文改写历史

咱们接着说这1992年，一位老者在逛香港古玩市场时，突然发现了一个惊世之密。老者名叫马承源，当时是上海博物馆馆长、著名学者。由于家庭的熏陶，他从小就对青铜器、古文字有着特殊的兴趣。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马承源和他的同事到处征集文物，有一次到上海冶炼厂堆积的破铜烂铁场地，发现了一件甑与釜相连的器物，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件难得的青铜器。经研究，这是一件汉代的蒸馏器，不仅可以用来蒸馏酒，还可以提取花露或蒸取药物。

长年的实践，马承源练就了一双鉴定文物的“火眼金睛”，单是在香港，经他手抢救回国的青铜器、石刻雕塑、玉器、印章、陶瓷珍贵文物就有300多件。马承源每到香港，都要逛古玩街。

一次，他在美国好友范季融先生陪同下来到香港古玩街，在一家小店橱窗里看到一只鼎，不觉眼睛一亮。取出一看，虽然表面土锈甚多，但从锈迹斑斑的铭文中，“晋侯”二字还是第一时间钻入了他的眼睛。马承源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到底是什么呢？

他心想：“这年代越久远，文物就越稀少，而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随便哪一件都足以令学界震动，上海博物馆藏的青铜宝鼎也有不少，但眼前这一件如果真如铭文所言，那将会是一件惊世宝器啊！”

马承源反复观看，爱不释手，但当时他身上的港币已不多。范先生见状，就用美国信用卡划卡买下交给马承源，捐给上海博物馆。回到上海，经过清洗去锈，鼎身现出了43字铭文。这是一件西周中期晋侯因军功而赠给下属的一件器物。在此之前，西周时代铸铭晋器基本上没有发现过，所以此鼎便成为当时发现的西周中期铸有长篇铭文的惟一的晋器，弥足珍贵。

1994年，马承源又得到消息：香港文物市场上有一套14件的编钟，钟上铭文是凿刻的，当地某些博物馆和收藏家都不敢轻易出手，认为有伪造之嫌。当照片和铭文传到上海后，马承源凭他多年研究青铜器的经验，断定是真品，毅然决定抢救回沪，用重金从香港将流落在外的晋侯编钟购回。

他和同事商量了一下，赶紧把它寄回上海。等宝贝被运到上海博物馆后，他们参照资料，再仔细研读编钟上的铭文，最后认定，这确实是历史非常久远的晋侯编钟。从此，它成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那么，这晋侯编钟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呢？它不会从天上掉到香港古玩市场的。

而伴随着马承源的“抢救”工作，在山西省那个默默无闻的村镇田野间，夜以继日的发掘正在紧锣密鼓进行。

国内外很多考古专家都曾表示过这样一个遗憾：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发掘和盗墓对遗迹本身，都是一种破坏，而不同的是，考古发掘的细致工作在于尽可能地将历史原貌公之于天下，以史为鉴，可见兴替；盗墓却使遗迹破坏，拿走的只是文物，而由于杀鸡取卵的行径，常常致使重要历史信息难以复原。基于以上考虑，国家对遗迹考古的政策是：重在保护，可进行抢救性发掘。

1989年之后，邹衡教授带领的联合考古队停下来，系统整理发掘资料，也有为后世子孙留下点东西的想法。可是盗墓者穷凶极恶的罪行，还是打破了国家文物管理机关和考古专家苦心孤诣营造的全局。于是，管理机关和考古专家合力以最快速度跑完了这次发掘启动的“接力”。这恐怕是考古史上行动最快的发掘了吧！1992年4月18日，晋侯墓地的首次发掘正式开始。此次发掘成立了以北大考古系李伯谦教授为领队、由北大考古学系和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

怀着激动和极大愤怒的复杂心情，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揭开墓葬，果然发现已有8座墓被盗，残余物凌乱地散在墓底。1992年前后，这片墓地上方本是一片砖窑，村民烧砖就地取土，表层土取完后就是深层土，而埋藏了几千年的秘密再也无法沉默，终于重见天日。

考古队一捧一捧移走被盗墓分子挖开后又回填的土层，不久就看到了墓道，说明墓主人身份不一般，极有可能是一位晋国国君。根据长期工作经验判断，古代墓葬有着极其严格的葬制，什么身份的人符合什么葬制，这都是无法逾越的界限。

队员打开墓道，仔细发掘任何一铲土。在挖开的土方中，逐渐出现盗墓分子遗留的青铜器碎屑、玉器，还有打碎的陶器。一天傍晚，劳累了一天的考古队员正准备收工，但恰在此时，还在探方底部挖掘的队员发现了一件鼎。

惊天之喜！众人打着手电，缓缓将鼎移出地面，因光线太暗，一时无法分辨具体形态，队员们只得以最快速度赶回曲村驻地，借着灯光发现，鼎身上斑驳的铜锈下面，密密麻麻排布着一行行的文字——铭文，一堆人围聚着这件仿佛失而复得的鼎，忐忑不安地等待专家的最后“诊断”。

几位专家在昏黄的灯光下一页一页翻阅史料，盯着鼎身上的铭文细心辨认。最后，专家们在铭文中发现一个“稣”字，这与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晋侯稣”完全吻合。考古队一阵欢呼。

在以后几天的发掘中，考古队又在同一个墓葬中发现了2件被盗墓分子遗落的编钟，通过对墓葬中含碳样品的碳14年代测定，“稣”的去世年代在公元前830年和前798年之间，与《史记·晋世家》所载的第八位晋侯、即公元前812年在位的晋侯相符合。这些足以说明，编钟主人“稣”就是第八位晋侯。

尤其令大家兴奋的是，这次墓地发掘出土的编钟，和马承源从香港抢救回来的14件编钟正好是完整的一套，按照铭文中记载，钟的所有者为“稣”。于是，重新聚在一起的这套16件青铜编钟被命名为“晋侯稣钟”。这套编钟到达上海后，经过专业技术人员精心清洗、去锈，共获得铭文300余字。编钟上的铭文被分别刻在每座钟的正面，铭文可以连缀起来，表达完整的叙事。

晋侯稣钟铭文所记载的“唯王卅又三年……”的“王”，显然是指周宣王之前的周厉王。所描述的是在周厉王三十三年，年轻的“稣”公子，也就是后来的晋献侯“籍”，协同周厉王对其他反叛诸侯进行的一场讨伐征战。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厉王晚期，国家大乱，周厉王三十七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出逃，随后改西周王室年号为共和元年。晋侯稣钟铭文印证了《史记》所载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时，距周朝已经千年，而凭当时的条件，史家的考证能精确到这个地步，令所有现代学者无不叹服心折。

但编钟的“复出”也验证出古代史书的纰漏。以钟上的铭文为据，可知《史记·晋世家》对晋国的历史以及周王室的记载也有较大疏漏。晋侯墓地9组墓葬的国君依时代先后排序应依次为：晋侯燮父、晋武侯、晋成侯、晋厉侯、晋靖侯、晋僖侯、晋献侯、晋穆侯、晋文侯。

在山西省侯马市曲沃县这个叫做曲村的镇子，考古队从1992年到2001年左右，先后清理出9代19位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已在地下沉睡了近3000年的古晋国，终于清晰地“站立”在世界面前。

历史上，史学家对晋迁都说法不一，有叔虞封唐、燮父迁晋、成侯迁曲沃、穆侯迁绛、昭侯迁翼、武公迁绛、景公迁新田等“六都六迁”之说。还有文献记载，西周时期晋国曾有三次迁都，即燮父由唐迁晋、成侯迁曲沃、穆侯迁绛。但根据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连续发掘的事实，晋侯墓地9位晋侯包括晋侯燮父、晋成侯、晋穆侯墓葬的发现，证明从晋国始封直至东周初年，晋国均定都于此。

但是，晋侯墓地为什么选在曲村这个地方？晋侯丧葬于此，说明古晋国都城必定在曲村附近，那晋国都城究竟在何处？

本期顾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历史考古室主任吉琨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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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尚鸿 实习生 张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