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人皆知的平遥古城墙

赵清莲、秋红、雷勇是平遥县古陶镇南城村村民。今年春天，他们发现，有人竟然在他们承包了20年的责任田里盖起了房，办起了厂。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没有了土地，他们咋生活？

村民：为讨公道，无奈四处奔波

10月17日夜里，赵清莲怎么也睡不着。她和秋红向国家信访局反映的事，第二天镇政府就要给答复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掠过赵清莲的心头，她的眉宇间露出多日来少有的喜悦。

赵清莲今年54岁。上世纪80年代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她家共承包了城南五畛的3亩土地，时间从1985年1月1日到1999年12月31日。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村委会没有和她签订承包协议，土地局也没有发放土地使用证。按照村委会的说法，是顺延第一轮承包协议继续承包，30年不变。全村12个村民小组一千多户村民也都如此。既然大家都这样，她也就吃了定心丸，再没有追签承包协议和追要土地使用证。

平遥是麦乡，每到夏天，站到城墙边上举目远眺，绿浪如潮。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麦价大跌，种地常常亏本，一些人就将自己的责任田转包出去，赵清莲也忍痛割爱，“在村民小组长冀坚强的介绍下，转包给了邻村一个想种苜蓿的人。”土地在不改变农业用途的情况下合理流转，当时是符合国家政策的。与此同时，与她的承包地毗邻的秋红、雷勇也把自己的责任田转包给了这个种苜蓿的人。“说好是一年管一年，每亩地价格50元。”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收款付款，全由小组长冀坚强操办。

“2003年粮食价格上调，我们觉得，转包不如自己种划算，就想收回自己的地，冀坚强就给我们每亩地涨到了160元，我们就继续转包给这个人。2004年、2005年，他又给我们增加到每亩240元，这本来是两厢情愿的事。但2005年秋收后，有人在我们承包的地里盖起了房。我们找冀坚强询问，冀说，种苜蓿的人将地转租给了一个喂牛的人，喂牛的人又以6万元卖给另外的人另做他用。”赵清莲情绪激动地说。秋红家共承包了6亩多地，而在五畛约有1亩，雷勇的则有3亩多，3家合起来就是6亩多地。一提此事，秋红就气得脸色发青，她丈夫失去了劳动能力，现在她成了家里的“主心骨”。事后，他们才知道，所谓的“另做他用”是有人要开针织厂。

为此，“我们一次次去找冀坚强，冀开始还说好好商量商量，后来就不管了，让我们找村委会，村委会干部也是互相推诿。找的次数多了，就说土地没收了。国家的土地政策是30年不变，怎么能说没收就没收呢？没收了，我们靠啥生活？”赵清莲说。今年8月，赵清莲和秋红商量：“到北京反映去，国家肯定不让在承包地里开工厂。”

国家信访局的领导接待了她们，并责成有关部门解决问题。她们前几天去找镇政府领导时，说10月18日给答复。10月18日，她们又去镇政府，答复说还得三五天。“我们不明白，明显违反《土地法》的事件，为什么主管部门一推再推，这里面究竟藏着啥蹊跷？”从镇政府出来，赵清莲脸上的喜悦荡然无存，秋红也是一脸无奈：“难道真的胳臂拗不过大腿？”

村委会：建筑房屋，只是临时占地

南城村是个大村，有一万多人口，占据了平遥古城的一半地盘，城隍庙、县衙旧址、文庙、昌颐丰客栈都在此处。张天富是这个村的村委会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他干了20多年。对赵清莲等人反映的问题，他应该最有发言权。

他对记者说，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村委会原计划将土地重新进行承包，但这一计划没能实行，于是继续按以前的承包方案继续承包。“谁家多少，还是多少，在哪块还在哪块。”

张天富说：“当时粮食价格疲软，第二轮土地承包前，村里就出现了许多撂荒的地。为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村委会帮助不愿意继续种地的村民将地有偿转包出去，多少也能给村民增加点收入。转包时，村民小组长挨家挨户进行核实，大家都愿意转包，村委会才组织了转包。想不到，惹来了这么多的麻烦。

“到了2003年，为了发展区域经济，村委会决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在赵清莲等三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将他们五畛的6亩多地收了回来，转包给了3户针织户和1户进行机械加工的村民。现在，两户已经盖起了房子，一户筑起了地基，还有一户没有动工。由于以前的养殖户在地面上还有牛棚等附着物，这4户村民一家出了1.5万元给养殖户作补偿。同时，这些针织户每年还向村委会交600—800元的土地使用费，以补偿原先的承包户。由于村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买卖权，所以这些针织户只是临时用地。如果需要拆迁，还得拆迁。”

记者问这样做是否合法时，张天富说，这些村民建房，是经过村委会批准的，属于半合法化，是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

然而，赵清莲、秋红却说：“如果是国家征用土地，我们完全配合，现在是把我们的‘养命地’变成了他人的‘摇钱树’。南城村的村干部，明显是在违规操作。”

为了证明村干部的违规操作，村民李马生给记者出示了一份《集体农用土地使用权有偿流转合同书》。他说，这份合同是假的，他根本没有在上面盖过印章，但在甲方签章处却有他的印章。记者看到这份合同是南城村第四村民小组的13户村民，将土地转包给本组村民雷淼的。时间是从2001年3月1日到2016年2月底，流转偿金每亩土地每年50元，上面有李马生的印章。

李马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来，显得颇为气愤：“2001年春天，有人问我，你在四畛的地转包给别人了？我说没有呀。他说那是谁栽的树。我到地里一看，已栽满了枣树。我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一直无人理会。今年春天，村委会一位副主任偷偷地给我看了这份合同书，说你的地早已转包给别人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背后有人捣鬼。”

赵清莲说，像这样的合同，村委会干部说，也有她的一份，她向村干部要过，他们不让她看。

如今，平遥县的土地越来越“吃香”。有人说，每亩地市场价涨到了30万元。“这些村民，土地不‘吃香’时，恨不得一下子把地都推出去，现在‘吃香’了，又不择手段地想要回来。”张天富表示，现在农村的工作，越来越难做了。去年换届时他就不想干了，但村民非要选他。但也有村民表示，张天富在说“漂亮话”。这些村民说，平遥古城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后，要大力发展旅游业，城内往城外搬迁的单位、居民越来越多，城外的土地价格暴涨。因此，一些与村干部有关系的人就来个先下手为强，先占住土地，等国家统一规划赔偿时，他们可以获得更大的补偿。有村民举例说，最近平遥职中要搬迁，搬迁后的土地规划在他们的承包地里。“职中给村委会补偿，一亩地给6万元，凡是地上有附着物的，补偿都会增加，一棵小树就是五六元。而小道消息说，村委会每亩地才给村民3万元。所以，村干部就胡弄出一些假合同来，栽树的栽树，盖房的盖房。”

合同是否有假？张天富说，当时，的确是村民在合同上盖的章，如果有假，他可以负法律责任。当时担任村民小组长的冀坚强也说，是他一家一户找的这些村民，盖章后交给村委会的，绝对假不了。而记者调查的3户村民均表示，他们从没有在合同书上盖过章。

土地局：没有批准，就是违法行为

10月18日，记者在赵清莲、秋红、雷勇的承包地里看到，西面是一排5间的房屋，屋子外面有一个小院。东面是一处建有四面房屋的院子。赵清莲说，那就是针织厂。在这两处房屋的中间，有一大片空地，地上码着一垛一垛的砖，中间有一处筑起地基的痕迹。赵清莲说是因为村民们出面制止，对方才停止了施工。要不然，现在也“既成事实”了。在去的路上，他们不时指点着路边建起来的房屋对记者说：“这些都是违章建筑。”

为了讨个说法，没有上过多少天学的赵清莲，开始认真学习起法律知识来。她对记者说，国务院对非法占地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不管你是多大的官，一样严查，承包的土地尤其如此。

省农业厅一位负责人说，山西每年粮食缺口在30到50亿公斤，保护耕地，迫在眉睫。

山西令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红军说，《土地法》明确规定，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家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农村土地承包法》也规定，农村土地的承包期为30年，承包后，未经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业建设，不得非法变更、解除承包合同，不得非法调整和收回承包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本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承包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受让方也必须有经营能力。平遥县南城村有人在别人的承包地上建房，明显和《土地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相违背。

平遥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孙秀峰告诉记者，没有经过政府批准的侵占土地行为都是违法行为。临时占地只有两年期限，也得经过土地部门的批准。

古陶镇政府收到上级信访部门转来的赵清莲、秋红反映的南城村土地违法问题后，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该镇镇长雷思高告诉记者，目前此事正在调查中。本报将对此事继续予以关注。

本报记者 邢爱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