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岁的开封女医生江帆,已经花了11年时间上访。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从1996年起,她开始奔波在几个部门之间,从最初的反映家庭暴力,到后来的状告非法精神病鉴定”。她经领导指示、不合程序地被鉴定为“偏执性精神病”的直接原因是到省城上访,起因却是家庭暴力。也就是说,一个女人在遭到丈夫的殴打之后,又被公权力迫害和凌辱。

上访者被构陷为精神病患者,或者被以其他方式剥夺自由和权利,在很多地方都曾经发生过。让本已含冤受辱的人遭受更大的冤屈,这种行为实在令人发指。因此,消息一出,开封市有关部门即遭到舆论的强烈谴责。不过,舆论在声讨权力滥用的同时,却对江帆上访的第一个原因——家庭暴力——有些忽视。

江帆称她遭遇的家庭暴力从婚后就开始了,“每次打完我,把我赶出门,还要把我身上的钱搜走。怀孕8个月了还打我。”孩子出生以后继续挨打,夫妻分居以后还要挨打。如果江帆反映的情况属实,那么她的丈夫显然应该遭到制止和惩罚。但是,我们无从知道她的遭遇到底怎样,因为虽然她四处投诉,却没有任何机构受理并调查,以至记者在报道中也使用了化名,可以说全社会共同掩护了一个施暴嫌疑人。

这与家庭暴力长期遭到忽视有关。从表面上看,“反对家庭暴力”是一个社会共识,时不时会出现在保护妇女权益之类的宣传活动中,但是它更像一个空洞的道德劝诫,在法律实践中形同虚设。从媒体惯用语中我们也可以得知,家庭暴力多半只能“反映”,它很少和“指控”、“调查”和“起诉”这些词连在一起。江帆反映家庭暴力,其遭遇可想而知,人们会认为这是夫妻间的家务事,组织上不好插手。更有甚者,一个女人到处反映被丈夫殴打,往往遭人嘲讽,被认为是她自己做人失败,不会建设和谐家庭。

我前不久看了一个电视报道,讲四川雅安一个男子将妻子肢解后抛入大渡河,很快被捉拿归案。这是极端残忍的家庭暴力,但是在记者的镜头中呈现出另外的模样。尽管死者亲人讲到该男子平时就有殴打妻子的习惯,但是记者对此毫无兴趣,而着力讲述了一个婚外情故事。镜头中,杀妻的男子声情并茂地说,自己太爱妻子,而妻子发生婚外情令他妒火中烧发了狂。记者不加证实地总结说,这是一个女人不会处理婚外感情,从而导致深爱她的丈夫丧失理智的悲剧。于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几乎成为死有余辜的淫妇。我相信,这样的讲述很符合大众口味,因为无法正视家庭暴力是一个传统。

正是对家庭暴力的忽视,导致它的大面积发生和高速增长。调查显示,全国3.2亿个家庭中,有近三成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全国妇联的负责人说,近两年,该组织接到的家庭暴力投诉量近5万件,年均增速为70%。

今年7月的一则消息曾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据新华社报道,全国妇联联合公安部等九个部委,即将推出《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它将首次对警方所承担的职责、任务以及立案和处理程序做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为警方迅速采取行动去制止家庭暴力提供了政策依据。对于如此众多的遭遇家庭暴力的女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当时的若干媒体评论中,相当多的却是为公权力过度介入个人私领域而担心。

家庭在何种程度上属于私人领域,夫妻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属于个人隐私,并不是一个难以界定的问题。任何个人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显然大于包括家庭在内的任何组织,否则法律就不会允许离婚了。但是,无处不在的公权力滥用令人草木皆兵,人们对它的害怕和回避又正好成为暴力侵犯的掩体。

江帆的故事表明,个体权利的保障和防止公权力滥用恰好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假如当初江帆被领导成功地送进了精神病院,家庭暴力和非法鉴定为精神病患者,这两种罪恶都将被一起掩藏。

(作者长平,系媒体工作者,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2003-2004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南都周刊》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