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非,政府需要在预算制定前期发布《中期预算政策声明》,还要向国会提交未来三年的预算计划。每年2月或3月,南非财政部长会将最终的整体预算案提交国会批准,在4月之前,南非国会必须就整体预算案进行投票,这一投票不仅意味着政府是否有钱可花,更涉及政府的存废。如果预算案未能得到国会支持,往往会导致现任政府下台,并重新举行大选,选出新一届政府。(10月21日《新京报》)

政府预算并非通过了就万事大吉,还要接受“不间断预算执行审核”,公共资金如何运用、用到了哪里、效果如何,不断会受到有关部门审核,这既提高了公共资金根据预算使用的效率,也有效降低了腐败的可能性。非政府机构虽然不能直接参与预算制定,但可以充分利用法律保障的“话语权”对政府预算提出建议和监督。

其实,不仅在一个民主决策和管理的体制内,公共预算是政府的生命线,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有没有一个合理的公共预算体制也是一个王朝和政权的生命线。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公共财政的视角,审视历代王朝的生死存亡问题。比如,有学者在《统一导致秦朝灭亡》一文中认为,导致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残暴,而是其财政根基不稳。秦王朝统一全国的行政体制,增加了基层的行政管理成本。在秦灭六国之前,各诸侯国大多是采取朝廷—县两级管理体制,而秦国实行的则是朝廷—郡—县三级管理体制。全国统一之后,秦始皇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各地,在其他六国的土地上,增加了郡这个设置,结果使得整个国家的管理成本大幅度增加。

香港学者卢麒元在分析明崇祯之死和李自成的失败时,也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财政上。他认为,内部的贪腐、外族的入侵、农民的起义,都是因为财政失衡而引起的。就本质而言,古今中外王朝兴衰大体上都与财政有关。正是由于公共财政制度与政策的失衡,导致经济失衡,最终导致政治的失衡。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将李自成的失败归咎于政治与军事决策失当,卢麒元却认为李自成真正的问题出自于财政。“迎闯王,不纳粮”,一句话就断绝了李自成的正规财政来源。起义军的财政来源竟是吃大户,这种劫掠型财政,必然演变成为进入北京后的“骄纵”。没有系统的财政建设,地方官吏无钱正常运作,只有反正或降清。部属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必然思去。李自成由于不懂经济,最终输掉了政治和军事。

公共财政不仅仅是指政府的财政收入必须大部分用于公民福利和权利保障,比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而且还包含另外两个方面的根本内容:一是政府的一切收入必须透明,二是政府的一切支出也必须透明,且这两个方面都必须纳入公共制约和监督体系。只要这两个方面有一者失去监管,都必然导致腐败，最后导致财政失控。

当下国内的公共财政问题其实已相当突出,主要表现在:土地、资源、国有股权资本化以后的巨额资本收益被作预算外收支,没有进入全民共享的国民福利,轻松地转为化特殊利益集团的原始资本积累;政府层级过多,机构庞大,人浮于事而且政令不畅;财政部甚至摸不清各级政府每年公款用车、吃喝、出国等究竟花了多少钱;GDP增长绝大部分成为政府税收,工资只占其中很少比例,但财政用于基本民生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例却比较低。

党的十七大显然已充分注意到这些,提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优先发展教育等等。希望中央和各地方,公共财政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更快些,那里才有我们共同的中华复兴的未来。（作者童大焕，系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曾为《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编辑，现任《中国保险报》评论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