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教育局明令广州民办学校一律实行招生限额。与此相关,今年广州外来工子弟校生源首度出现萎缩。一家民办学校招生负责人称,他们今年拿到的招生名额,从办学成本来核算,甚至低于办学成本。另一家民办小学的负责人算了一笔账,如果年年限招,也许不出两三年,民办学校自己就撑不下去了。(10月26日《南方都市报》)

招生限额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毫无疑问,决策者不可能承认自己应该对此负责。尽管导致这种后果的决策并无法理依据,但他们总不难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说,引导已开办民办学校由“量”向“质”方向发展,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优质当然好,但优质总是供不应求的。天天吃燕窝很优质,但能享受这样优质的人毕竟少而又少,绝大多数人不能这样优质怎么办?那就降低自己的吃饭标准,吃土豆烧牛肉,吃清水萝卜,都未尝不可。实在没有吃的,甚至不妨拿野菜野果充饥。总不能说,不能这样优质你就没有吃饭权,就活该被饿死吧?

社会总是分层的。不同阶层的人,生存方式各有不同,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每个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客观条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政府应该对各个阶层的生存方式保持最大的宽容,而没有任何权力,排斥法无明令禁止的任一种生存方式。以“优质”为标准刁难民办学校的致命道德风险,就在于它剥夺了打工子弟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求学方式的权利。

入读优质学校,如此梦想相信属于每个打工子弟。但是很遗憾,绝大部分优质学校并不对他们开放。且不谈重点中学那样的优质学校,就连入读不那么优质,仅仅符合起码标准的一般公校,“按总量来看,仍是极少一部分非户籍学生能享受到的待遇,这部分孩子要么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可以缴纳不菲的赞助费,要么成绩特别优秀。”公校既如此势利,绝大多数打工子弟就顾不上讲究什么优质了,能有一张课桌于他们已是万幸,有一张课桌,总比流浪街头要好得多吧。

但是广州市教育行政当局并不这么想。“优质”是他们的杀手锏,他们总有层出不穷的“优质”标准刁难民办学校。校园必须多大,跑道必须多长,人均必须多少图书……他们从来只开单不埋单,仿佛他们不知道这还需要埋单,需要打工子弟从他们已经是最低标准的生活费中抠钱出来埋单。他们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抬升民办学校的门槛,使相当多数打工子弟不得其门而入,事实上是以“优质”为借口,剥夺相当多数打工子弟的学习权。

对民办学校的歧视,发源于对非户籍人口的歧视,对非户籍人口学习权、生存权的漠视。这种带有某种歧视色彩的傲慢和偏见,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尤其当它出自公权力之时。而广州市教育行政当局竟能借口“优质”,而大言不惭,毫无忏悔反省之意,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们走向现代文明,是一个如何艰难的过程。

（作者笑蜀，系国内知名时评人之一，曾任《中国改革》执行主编，现为《南方周末》评论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