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放］据《新快报》昨日报道：“有环境违法行为，银行将停止贷款”，“违法排污，必须在媒体上公开忏悔”。据悉，深圳环保部门今年推出的一些新规对遏制企业违法排污起到了明显的效果，仅今年1-9月，就有14家企业在媒体公开忏悔。当地有关官员表示，“把环境行为和企业声誉、企业形象结合起来，将让企业在违法时必须考虑成本付出”。

虽然,笔者十分理解深圳市环保部门的良苦用心;但是,对于“违法排污,必须在媒体上公开忏悔”这一做法,仍然认为,是非常不适当和不合时宜的。因为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语境下,“忏悔”这种事情,实在不应该是政府管理或管制的对象,既不应该,也根本管不了、管不好。

我们知道,汉语中的“忏悔”一词,本出自梵文。对应的是佛教中一种发露自身过失、请求宽恕的宗教仪式,依据佛教制度,出家人应定期举行诵戒,给犯戒者以忏悔的机会(据《辞海》“忏悔”词条)。这表明,所谓“忏悔”,原本是与特定信仰密切相关,并且是具有很强主观性、个人性的私德范畴内的事件。因此,一个人究竟是否应该为自己的某种行为而忏悔、忏悔什么、以及怎样忏悔,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件可以凭借外力强求强制的事情,更不用说,这一外力还来自于政府之手;否则,即使表面忏悔了,也不会产生任何真正触及心灵的积极道德效果,甚至难免会流于矫情、伪善。

关于道德,当代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先生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必须将两种道德严格地区分开来:一种是社会性道德,一种是宗教性道德(即我们一般理解的道德)。因为两者分别对应和涉及的是不同的社会价值领域:前者关乎“对错”,与法律、政治、公共秩序相联系;而后者关乎“善恶”,与宗教、文化、传统相联结。换言之,社会性道德主要是一种公共道德,针对的是基本的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具有相当大的客观性和强制性,而宗教性道德则主要是一种个人私德,针对的是个人层面的信仰、情感、伦理,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选择性。

依据这一观点,企业“违法排污”显然主要是一个社会治理秩序范畴内的公德问题,应该交由公共政策和法律来调整规范足矣,如“银行停止贷款”。但在这之外,政府的管理之手若再进一步向私德领域延伸,乃至直接逼视和拷问对方的心灵,强求其必须在“信仰、情感”层面做“公开忏悔”,无疑又越界、犯戒了,暴露出政府一种基于褊狭行政(权力)优越感的道德自负。

不能不说,这种道德自负,在我们的社会治理传统中具有相当深厚的基础,这突出表现为一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一方面,任何社会问题,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科学技术,也不管是“家事、国事、天下事”,无论公德私德之界限和区别,往往都往个人道德身上扯;而另一方面,在这种道德浪漫主义的治理思路中,占据道德高位、拥有最高道德裁决权的又只能是政府。

然而,道德以及对其管制的泛滥,却并没带来道德境界和水平的相应提升,相反,正是在道德不断被过分干涉、强求、透支和管制下,社会的道德自治能力变得极为缺乏、稀薄,无论社会公德还是个人私德,均严重发育不良,或者虚张声势、或者猥琐卑下。于是,信任危机、伪善充斥、人际脆弱、人情冷漠,反而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道德症候。

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