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放]据《中国青年报》昨日报道:1997年,因反映家庭暴力,河南开封市第二职业中专校医江帆被鉴定为“偏执性精神病”。7年后,江帆历尽周折才见到这份改变自己命运的司法鉴定书。更让她惊讶的是,把她这个正常人鉴定为“精神病人”的竟是当地4名精神病专家,而给她进行精神病鉴定的最初起因是开封市有关领导的指示,并载入开封市委办公室的红头文件。

这是一个此前有过报道的事件,遗憾的是,媒体多次关注还是没能疏通一个普通公民借助公权力通往正义之路。学校领导、政府官员、鉴定专家、法官……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竟然能够合力导演如此一出“正常人变精神病人”的大戏,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一个领导“要严密看护,看精神是否受到刺激”的批示,便可以马上演变为“根据领导指示,对江帆进行精神异常鉴定”的行动;一次次求助法院,在受到领导压力、不满当事人上访等思维之下,法院始终没能输送出正义,反而令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经历了十年的屈辱与奔波之后,当事人江帆说:“法院本来是解决纠纷的机构,法院是讲法的地方,政府应当是遵纪守法的模范,责任是保护公民。我不希望连街道小脚老太太都能解决的问题,因为麻木和不负责任而一步步地升级。”

“拿起法律的武器”,这些年来,我们常能听到对弱势者如此的忠告。但屡屡发生的类似事情却提醒我们:利用公共权力(包括上访、上告)的武器,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常常会面临失去对武器控制的危险;求助公共权力的帮助,已经不是简单的“能不能收效”的问题,而是很可能要冒着被别人指责、排斥甚至打击报复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他不仅很可能从这种权力当中一无所获,甚至被剥夺更多。

纽约大学的萨利·梅丽教授在 《诉讼的话语——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一书中曾提出过忠告:要防止弱势者产生偏见,认为利用法律、寻求权力帮助是一件最冒险的事情,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这样的局面一旦产生、蔓延,就会使弱势者减少对公共权力的认同感与信赖。坦率地讲,在当前中国,这种告诫显得尤其紧迫。

不少公民为什么会徘徊于政府、法院的周围去上访、告状?一定程度上,正是要寻求某种公权力对于个体权利的救助——这是以对公权力的信赖为前提的。英国思想家鲍曼在《寻找政治》一书中用三个单词来描述公民个体的种种烦恼: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不可靠性(insecurity)和不安全性(unsafety)。而现行政治制度的本意,就是要帮助人们摆脱这种感到不可靠、为未来而担忧、时刻感到无能为力的“三不”感觉。

鲍曼说:“将每一个人的烦恼纳入到公共领域当中,从制度安排上找到满意出口,这是当今政治获得重生的紧迫而且必不可少的任务。”如果公权力不能及时提供这种服务,甚至过于从自身的狭隘角度出发,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违背政治科学规律,唯上、唯权、唯己利,干出这样那样的荒唐事儿,只会是与政治文明的目标背道而驰。

经历了十年的屈辱,如今憔悴不堪的江帆说出了一句让人感慨万千的话:“我依然相信法律。”我们是不是要感谢这个“顽固”的公民?感谢她没有轻易放弃对于公共权力的信任?感谢她用一个极端的个案给了我们一次反思的机会?

“当今文明最缺乏的就是自省”——哲人的告诫言犹在耳。自省其行,还是自行其是?这是个需要认真思考的命题。然而,我们无法盲目乐观:任何制度一旦形成,就很难有很大的力量去驱动自省,这是一个全世界的难题。

我们有了一整套的政治、司法体制,多年来也得到了公众的信任,否则,江帆不会执著地“依然相信法律”。但是,当这种信任遭遇到越来越多现实风险冲击的时候,当这种风险支出之后仍然会一无所获的时候,我们又能依靠什么维护公民“始终相信法律”的信心?

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