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放]据新华社10月27日报道:11月1日,是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10月27日,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在清华大学举行。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从尘封中被挖掘重现。在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机之时,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建立起来的西南联大,曾聚集了那么多精英才俊,培养了那么多民族的中坚,书写了那么多今日看来不可思议的传奇。一群肩负使命的人与民族命运的合流与共涌,使“西南联大精神”兀立于那个年代的坐标点上,历经70年的光阴,仍可令被俯视的后来者芒刺在背。

传奇常常是极端境况下的特例,它的高度建立于特定的底座海拔。故事和精神,都难以复制,难以重装,但并不妨碍我们一次次溯源,透过纹理解读那次激烈的时代板块变迁,通过抚摩华丽碑文下的质地,探询“刚毅坚卓”的属性来源。

什么成就了“联大精神”?是“学分制、弹性学制以及淘汰制”么?显然不是。这些工具层面的制度,可以轻易复制。是相对较好的教授待遇,以及比较灵活的流动性么?似乎也不是。在今天,学者教授的条件虽然还不算非常优越,毕竟今非昔比,但也看不出学术风气好坏与某个学校的教师待遇有着必然的联系。

是人么?学者谢泳曾在《逝去的年代》中,勾画了一群知识分子的群像。那些以个体则显得峭岸生姿,以群像则显得崔嵬强健的教授、学者们,以及真正担得起受过高等教育之名的学生,显然是“联大精神”产生和存在不可或缺的要素。我们怎么能想象没有金岳霖、吴宓、钱端升、闻一多、罗隆基这些特立独行的“人”的西南联大,怎么能想象没有“不衫不履”的汪曾祺等学生的西南联大呢?

但人还不是全部。如果我们向深处追溯,那么,不仅仅是要看到“八年之久,合作无间”,也要看到联大精神源出的三个学校 “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特别是清华的欧风美韵,北大的“兼容并包”对于“联大精神”之养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关于西南联大最大的成功之处是什么,邹承鲁院士曾总结为两个字:自由。他说,“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着自己的兴趣……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这 “自由之研究精神”可以说是学术繁荣的命脉。梁启超论清代学术“极绚烂”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即是“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

从更大的视野看,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命运,固然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联大精神”的兴衰也是当时中华文明面对外界影响自强图新的大时代缩影。没有看到这一点,孤立地看待西南联大精神,很容易因为时间的隔膜,忘记他们也曾实在地生长于中国的土地上,忘记他们出现和消散因果的内在脉络。当我们循此观望,会发现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健壮的时期,上溯至“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无一不是思想观念剧变、思想大解放的事情,无一不是制度纷繁创新的时期。文化精神、学术传统的美丽浪花,终究是时代潮汐的自然结果。

当然,尽管回忆逝去的年代,让我们重见荣光却也倍感寒伧,但也不必妄自菲薄。我们同样站在大时代的门槛。“联大精神”不可能克隆,却不妨碍我们在大时代的潮头再写同样的甚至更高的辉煌。

人与环境孰更重要,其实很难衡量,往往在需要时才发觉某个要素的不可或缺。面对一个充满变化与创新可能的思想解放的大时代,顺应时代进步,推进体制建设,拓展表达权的空间,固然最为根本,但反求诸己,今天的教授学者能问问自己,即便不能“作一士之谔谔”,还能否葆有对实现表达权的意愿和能力?即便不能如西南联大的师生般徒涉万里为国,是否还能记得自己的尊严来自于最广大的民众,而非为谋取特殊利益的集团代言?扪心自问,不知几人能够。

或许,在这个时候,即便我们在回溯联大精神后,发觉塑造“联大精神”的主力是时代的大势,但不得不再向逝去的年代,向那些学者教授反复回望,镜鉴再三,以图重拾“那些人”的精神资源。因为,一群缺乏独立思考和主体意识的迷途者,即便登上高地,也不过造出一处显眼的颓圮篱墙,却难以再造一座可堪回首的煌煌丰碑。

宋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