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秋风又起，秋叶又落，只是柳巷街头、文瀛湖畔，再也看不见赵树理徘徊的身影。

赵树理在太原的生活与创作，大体上可分为两个历史时段，第一段在1929年5月至1937年11月，第二段则在1965年2月至1970年9月。共13年。这13年中的前8年，他在太原经受了艰辛与悲寂的考验，一番磨难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人生的路标，以后，他在文学上创造了非凡的业绩。

“我们必须背井离乡，否则便只能终身禁锢。”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此说，这对所有的文学创作者都是一样的。一个人只有勇敢地告别自己，才能找到他的未来。

走出上党，是一次离开，落寂太原，是一种迷失，回到乡村，是在迷失之后的回归。这种经历，对所有拥有梦想、渴望成功的人来说，都是宝贵的。

走在太原的大街小巷间，寻找赵树理足迹，体会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或许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他……

梦的流浪和回归

——寻访赵树理在太原的足迹

【阎锡山省政府———空使英雄恨懑懑】

如今，西华门已经看不见了，留下的只是一条西华门街，赵树理时代那些低矮的平房也已无影无踪。

那是1930年秋天，24岁的赵树理寄居在西华门，他刚刚在国民党的山西省政府（此后的绥靖公署）里谋下一个差事，做一名录事，也就是一个小公务员。他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把一些无聊的公文抄得整整齐齐，可不管他工作多么卖力，在上司眼里都是一文不值，那些文件往往被扫一眼后就给塞进文件夹里。而且公务员的薪水也不高，为了养家糊口，许多人都在外面兼职，有回忆文章上说，赵树理在工作之余也为一些文具店打工，主要做印信封、糊信封等工作。

秋天的太原多雨，9月21日下午，下了一场小雨，出了西华门街，过了西肖墙，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在山西省实验小学前拐个弯，穿过一条小巷，便到了府东街上，1930年的道路状况一定比现在要差，也许某一天清晨，赵树理就沿这条泥泞的小道前去上班。在路上，他会在某个小摊吃点油条、老豆腐（后来到了北京，他还在小摊上吃老豆腐），喝点馄饨，这种小摊在旧时的太原比比皆是，只是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大约十几分钟后，就可以到省政府，下了班，他会去万字巷吃晚饭，万字巷在省政府之南，可具体在什么位置，就没人能说清楚了。在上世纪30年代，万字巷里有很多客栈，“同庆客栈”的秦掌柜是翼城人，算赵树理的半个老乡。在交通、通讯极为落后的时代，同乡之间的关系对于出外闯荡的人显得格外重要，他很照顾赵树理，赵树理此次刚到太原时应该就先住在这里，和朋友的联系也是通过秦掌柜的。吃过饭后，赵树理会穿过鼓楼街，到大小剪子巷打零工，大小剪子巷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只有附近帽儿巷、靴巷似乎在暗示着剪子巷跟两者的密切关系，靴巷已经破败不堪，帽儿巷好一点，而大小剪子巷是当时太原文具店的集中地，其繁华可知，今天，赵树理在那里的情形只能凭想象了。

做完工后，他会走回西华门住处，关起门来读书写作，《打卦歌》便在此时写成，这是首旧体诗，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诗歌内容写的是一个落魄之士在太原城里打卦，向算命先生吐露了自己仗剑江湖，交结豪杰，结果却十分失意的心情。“空使英雄恨懑懑”，怀才不遇，这恐怕也是赵树理的心情。“日营晋钞五六角，糊口之外无余资”，这是他真实的生活。“鸡鸣藩篱屋宇空，尘封旅道行人断”，这则是当时的社会现实。虽然他说此次来太原是迫于父命，但他自己未必没有雄图大志，而现实却是一个小公务员的琐碎事务，眼前尽是官场的黑暗与腐败，还有中原那场荼毒生灵的战争，理想和现实的强烈反差都让他失落不已。

【文瀛湖———人生沉浮未可知】

天空突然起风了，一进儿童公园（在去西华门之前），便下起雨来，雨水打在浑浊的文瀛湖上泛起阵阵涟漪，看起来十分美丽，可就是这里的湖水差点吞噬了山西一位伟大的作家，就是在文瀛湖，赵树理经历了他一生中最不幸的事件———投湖自杀未遂。

自杀发生的那天，也同今天的情形相似，游人都很少，时间很有可能在1934年5月25日晨7时，那时的报纸曾记载：“25日上午7时许，中山公园游人稀少之际，有一约四十余岁男子，身着一黑色短裤，前后瞻顾，神色懊恼，四顾无人，遂猛投湖自杀。”除了年龄和穿戴有误外，都很像赵树理。戴光中的《赵树理传》这样记载：“一天凌晨，赵树理悄悄地离开宿舍，一个人在街上乱走，不觉来到文瀛湖。这时，东方欲晓，黑沉沉的湖面上反射出淡淡微光，好像是一片平坦的大道，神经错乱的赵树理便径直走了过去……”

不幸中的万幸，文瀛湖上的水警队搭救了他，问起一个清洁人员公园有没有水警队时，得到的答案是没听说过。在那时之所以设立水警队就是因为湖面上自杀的人太多。水警队是22日成立的，不想25日便救起赵树理。

上世纪30年代，山西经济极其困难，中原大战晋系军阀的失败带来了经济的崩溃，晋钞贬值，物价飞涨，各路败军涌入山西加重了山西人民的负担，破产失业的人越来越多。自杀的人很多，当年5月21日在文瀛湖就发生3起自杀。这种情况表明，自杀是一种社会病，对现实的悲观失望则是重要的原因。这种社会情绪无疑对赵树理是有影响的。那几年，他先是离开了省政府，此后，在沁水、太谷、开封间漂泊不定，他心中一定有种壮士穷途、英雄末路的感觉。

除了社会的压力之外，还有“迫害狂”症，因为从河南回来的路上遇见了黑社会，他变得像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写的狂人那样，走到哪里都怀疑自己身后有土匪在盯梢，来到太原后，还是感到身后有人在追赶，隔壁有人在旁听。当他的精神紧张到极限时，终于无法承受而自杀。

这一时期，赵经常在《山西党讯》上发表文章，主要揭露军阀统治下的社会黑暗，但作品影响有限，名气也不大。他立志要做“大众的事业”，但却不知道方向在哪儿，心中不免有许多困惑，长篇小说《盘龙峪》的“流产”也让他心灰意冷，在《耳畔》一诗中，他写道：“你自以为你有大志，你的大志只能‘抱’，抱到东又抱到西，抱得来又抱得去，是不是要一直抱到死为止。”英雄落魄，仿佛秦琼之卖马，自伤自怜，他还没有找到民族事业和个人事业统一的方向，所以他在继续彷徨。

【“西影”———一场幽梦终惊醒】

“西影”，即阎锡山的西北电影公司，它设立在太原坝陵桥峪德东里甲字22号，如今坝陵桥峪德东里还在，只是甲字22号已不知去向了。

1935年，赵树理的“自杀未遂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这一年多来，他除了读书就是写作，那时发表的文章很多，但一个月也只有10元左右的稿费。那么拼命地写，为的就是生计，可这些钱还是不够用。西北电影公司成立后，招考学员，赵树理便报名了，训练了3个月，于是他开始了短暂的演员生涯。

“西影”拍默片，1935年7月，开拍《千秋万岁》，之后开拍《无限生涯》。赵树理在这两部片子中都扮演了角色，前一部扮演思想迂腐、知识浅陋的冬烘先生；后一部扮演公司经理的杂役，他演得很好，只是戏不多，角色也很次要。拍完《无限生涯》后，他就离开了。生存问题还在困扰着他，他在大营盘一带给人当过厨师，之后又到太原电影院工作。

太原电影院在小水巷，如今小水巷还在，离柳巷很近，离海子边也不远。但太原电影院已不见踪影，许多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食品街有不少小吃，70年前，在昏暗的灯光下，赵树理也许就在这里吃过晚饭，那时的柳巷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牺盟会在1936年成立，阎锡山开始容忍进步势力存在，抗日思潮风起云涌，而太原电影院附近是太原思想最活跃的地区，那时青年学生就在文瀛湖畔集会演说，之后沿街做抗日宣传，他们可能就唱着“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烈士的鲜血……”经过柳巷，赵树理就从这些声音里听到了抗日的怒吼。

一个波澜起伏的时代，任何一个热心青年都不会安之若素的，他再也坐不住了，他的同学邀请他回乡工作，他立即动身，也离开了太原这个城市。离开城市对他而言只是离开一种平凡，一种庸庸碌碌，走回乡村则是一种回归，在那里，他将找到为“大众的事业”工作的具体途径，一片新天地就在他眼前。

人物原型

■《小二黑结婚》：小二黑、小芹、二诸葛、三仙姑

小二黑的原型叫岳冬至，是村里的民兵小队长；小芹的原型叫智英祥，是有名的“俊闺女”。岳冬至反对父亲给他收养9岁的童养媳，智英祥反对母亲贪财，硬把她许给一个四十多岁的商人。在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上，两人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因而产生了爱情。可是他们的爱情不仅得不到社会的支持和同情，反而遭到某些村干部的破坏。当地村长是一个富农的儿子，他已经结婚，却要跑到姑娘智英祥那里去纠缠，企图侮辱英祥，遭到拒绝。还有一个青救会的秘书，也常到英祥那里去纠缠，同样碰了钉子。他们合伙迫害岳冬至，最终将其致死。

故事原型是个悲剧。作者认为在抗日根据地就应该给新的人物找条光明的出路，如照原结局那样如实地写，就不能鼓舞青年们同封建势力作斗争。于是作者将故事结局由悲剧改为喜剧，赋予作品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小二黑这一形象中，作者也糅进了本人的一些生活经历。

二诸葛形象是以岳冬至父亲和作者自己的父亲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的。冬至的父亲收童养媳，认为男女婚事要看命相，同样，作者的父亲也有很多迷信知识，因此作者将这两位父亲的一些事情和个性特点加以“合影”，便创作出了二诸葛这个形象。

三仙姑也是在几个原型的基础上综合加工而成的。智英祥的母亲虽然迷信，并加入了什么“三教圣道会”，但却比三仙姑老实本分得多。可是赵树理在别的村子工作时确实碰到一个神婆子，她装神弄鬼是为了勾引男人搞不正当关系，她女儿同别人正常恋爱，却遭她阻挠。于是作者便以她的性格为基础，加上了英祥母亲的某些特点，成功地塑造了三仙姑这个生动的艺术形象。

■《李有才板话》：李有才

左权县麻田东面有座十几里长的大山，过去因属一阎姓地主所有，故名阎家山。山里散居着李家岩、牛槽闯、阴洪水等七八个小山庄。李乃顺老汉生前回忆说：“当时，俺李家岩是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自然村。1943年刚刚入秋，北方局的同志就又住进了俺村。他们来了没几天，其中一位身穿灰色便衣、头戴旧毡帽、名叫赵树理的同志就同俺打得火热了……老赵跟俺混得入茬入垅，一有空就问这问那，总是俺说他记，村里开的啥会，布置啥任务，村干部是啥秉性脾气，老赵非得打破砂锅问到底。有一日，老赵看到窗台上放着俺那用木头刻的小印章，他瞅了半天，问俺：‘李有才是谁？’俺说：‘是俺。’‘李乃顺，咋叫李有才了？’‘李有才是俺的大名，从没人叫。俺有时要到边区政府去送信，人家收了信就叫俺用笔写名字，俺不识字，更不会写，就用这个手章给他盖一下。’老赵笑着说：‘有才没有财，是个穷光蛋。’”

就这样，赵树理把在李乃顺的窑洞里听到的许多故事和板话，跟在别的地方听到的有关故事综合起来，根据当时农村存在的普遍问题，组织了一些相应情节，以“阎家山”为背景，写出了小说《李有才板话》。

■《三里湾》：常有理

《三里湾》取材于1951年太行山区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试验地区，1952年作者亲自参加了那里的并社、扩社工作。它是赵树理1953年冬至1955年春创作的长篇小说。

在沁水县尉迟村附近的窦庄有个旗杆院，主人叫李常有。他的心计、甚至“得理不饶人，无理争三分”，给赵树理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由此原型创作出了小说《三里湾》。小说的主人公成了“常有理”。赵树理是地道的农民出身，所以他的创作源泉离不开身边的农民，也离不开身边这片热土。

趣闻轶事

谁敢冒名顶替

“文革”中，受审查和批判的赵树理得了重病，只好由儿子三湖扶着去看病。

看病的人很多，他只好坐在候诊人行列中等待。当轮到他时，医生一看病历，猛地抬头端详着骨瘦如柴的赵树理，惊讶地问：“您就是写《小二黑结婚》的作家赵树理？”

赵树理嗓音低沉而嘶哑，并略带几分幽默地回答：“这种时候，谁还敢冒名顶替我？！”

“牛棚”观花

“文革”中，著名作家赵树理被关在“牛棚”里。一天，一个“造反派”手捧一盆鲜花问赵树理：“你看这盆花好看不好看？”

赵树理思索一下说：“我看不好看。”“什么？你竟敢说不好看！什么意思？老实交代！”

赵树理无可奈何地说：“既然要我老实交代，只好实说了。这盆花确实很好看，不过常听你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所以我只好说不好看。”

致儿子信

上世纪60年代初，赵树理的儿子在晋南工作，家庭人口多，工资入不敷出，便写信向父亲要钱。赵树理收到信后，本想给儿子汇些钱，可是自己的稿费和工资大多都帮助文艺界的穷朋友了，一时手头也没有钱。于是，他给儿子写了这样一封极其简短，却又十分幽默含蓄的回信：上款是：“儿”；下款是：“父”；正文也是一个字：“0”。儿子接到父亲的信一看便明白了，他很了解父亲的为人，知道他准是又把钱帮助他人了。

会餐溜号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赵树理进了北京城，有一次北京市文联委员开完会要到“全聚德”会餐，半路不见赵树理了，北京市文委主任李伯钊饭后在霞公府街口的地摊上发现赵树理吃老豆腐还和旁边坐的人聊天哩。李伯钊认为赵树理作为市文联副主席、党员，有责任通过各种方式去团结党内外作家，这种由着自己性格的行为无疑是种失职，就严肃起来，推开车门把他叫上车，批评了一通，赵树理只管笑着连连嗯嗯点头。

写稿洁癖

赵树理衣着不讲究，但对写稿有洁癖。他痛恨别人把他文章中的“你”字改成“妳”字（有一个时期有些人爱写“妳”字，这是一种时髦），说：“当面说话，第二人称，为什么要分性别？———‘妳’也不读‘你’！”他在一篇稿子的页边批了一行字：“排版校对同志请注意，文内所有‘你’字，一律不准改为‘妳’，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编后

100年过去了，赵树理依然不死，中国文学史依旧要用很大的篇幅来讲述他。

山西省人民政府已经取代了阎锡山时代的反动政府，省政府门前的广场上，立起了一尊赵树理的塑像，他和不远处的白居易一道，静静地俯视着满街的行人和如流的车辆。

“赵树理，那是个大作家！”路上的行人如是说。

《小二黑结婚》依旧被许多人阅读着，人们通过它来体会那个时代的伟大变革。

那个时代造就了赵树理，赵树理给那个时代留下了印记。

人情悠悠，世情绵绵，翻开历史的扉页，永远都有说不尽的心语、诉不完的衷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