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电视连续剧《陈赓大将》，情节传奇，悬念叠起，引人入胜。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说陈赓会见鲁迅的事。对于这件事，还有着不同的说法。

　　最初谈到陈、鲁会见的是冯雪峰1952年发表的长篇回忆录《回忆鲁迅》。陈赓曾任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1932年秋冬间，陈赓因治腿伤，从鄂豫皖根据地来到上海。他与上海的同志谈到红军战斗的激烈、艰苦和英勇，听的人都认为要超过《铁流》所写的，要是有个作家写下来多好，大家就想到了鲁迅。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将陈赓所说的红军战斗情况油印成材料，交冯雪峰送一份给鲁迅，并由冯与鲁迅谈能否由他写成小说或报告文学。鲁迅并不拒绝，说：“看吧。”据冯雪峰回忆：“几天后，鲁迅先生还请许广平先生预备了许多菜，由我约了陈赓和朱镜我同志到北四川路底的他家里去，请陈赓同志和他谈了一个下午。我们吃了晚饭才走的。”此后，鲁迅酝酿过一个时期，说“写一个中篇，可以”，他还一直保存着那些油印材料，但终于没有写成。

　　当年冯雪峰的《回忆鲁迅》一书，风行一时，有位张佳邻先生采访了陈赓，并写成《陈赓将军和鲁迅先生的一次会见》，在1956年的《新观察》杂志发表。陈赓回忆：他是由冯雪峰陪他一起到鲁迅家里的。“鲁迅那天兴致很好”，“直到夜深了才离开”。“他本来约我再去谈一次，我也答应了愿意再去一次，可惜不久我就被捕了。从此再未得见鲁迅先生。”

　　然而，在冯雪峰、陈赓的回忆流行了二十多年后，在《陈赓将军与鲁迅先生的一次会见》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多年之后，楼适夷却提出了异议。大约在1970年代的一天，他在鲁迅博物馆的陈列柜里，见到了那张鄂豫皖红军作战形势的草图，和图边的说明文字，才恍然大悟，他曾陪同一位红军干部去鲁迅家里的，原来是陈赓将军。因为地下工作的纪律，他陪同一个人去鲁迅家，如组织上没有告诉你此人的姓名，你是不可以问的。但这张红军作战图，就是那红军干部在向鲁迅介绍红军作战形势时画的，他楼适夷当时就坐在旁边。后来，楼适夷被捕了。他在牢里听到鲁迅逝世的消息，就流着泪，写了一篇《深渊下的哭声》，设法传到了狱外，发表在党的地下刊物上，后被编入由许广平、胡风、萧军等人编辑的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笔者藏有此书的原版本。楼适夷在文中写道：

　　……对于血火中的新中国的创建，先生的关心是无限的。每次有人从那些遥远偏僻的战地中来，先生常常请来打听真实的情形，整几小时倾听着，不觉有丝毫的疲倦。有时要求讲的人画出详细的地图，有时叫旁边的人替他记录下来。我们很久就知道他要写一部用革命斗争作主题的长篇，乃终不能完成，真是多大的痛事。

　　这段话所写的，就是他陪同陈赓会见鲁迅的事，虽然写文时他还不知道他所陪的是陈赓。

　　自从在展览柜里见到那张红军作战图后，楼适夷就把他陪同陈赓会见鲁迅的事，讲给一些年轻的鲁迅研究者听，也与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的一些人谈了。有一次他去参观绍兴鲁迅纪念馆，看到一幅《鲁迅会见陈赓》的画，画上陈赓穿着夏天的衣服。他就提意见说：“陈将军穿的是灰色长袍，因为那是我陪了去的。”另一次他对人说得更具体，陈赓“穿一件灰色线呢单袍”。楼适夷的说法逐渐传到冯雪峰耳里，有人还到冯那里去核对楼的说法，冯几乎每次都十分恼火地说：“陈赓会见鲁迅，楼适夷并不在座！”有一次甚至激动地对来访者说：“楼适夷这个人太不高明了，许多事都拉在自己身上！”在冯雪峰看来，他的《回忆鲁迅》1952年就出版了，你楼适夷老早就看到了，为什么过去你没说陪同陈赓的事，而今在“文革”中却来捞这份功劳呢。可是对楼适夷来说，他当然老早就读过《回忆鲁迅》，但他过去并不知道他陪同会见鲁迅的就是陈赓，他怎么可能对《回忆鲁迅》提出异议？

　　冯否定楼说法的一些话，后来也转辗传到了楼的耳朵里。楼决定与冯详细地谈一谈。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是冯雪峰亲自通知他的，明天要陪一个人去见鲁迅。第二天午后，朱镜我领了那人到事先约好的已停业的水沫书店楼上，然后由他一个人陪同那陌生人去鲁迅家。整个谈话过程的不少细节他都还记得，“谈到鄂豫皖军事形势时，鲁迅先生请这位同志在桌上绘了一张草图”。晚餐时，“先生亲自打开了一瓶保藏已久的三星斧头白兰地”。如有必要，楼或者还可以找出《深渊下的哭声》给雪峰看。但是，这时冯因肺癌已不便谈话，楼想等冯病情好转时再谈。可后来楼所等到的，“我已只能在首都医院的太平间里，默默地面对他的遗体了”。楼适夷引为终身遗憾的，是永远失去了与冯雪峰长谈一次的机会。

　　不论是解放前地下斗争的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出版战线上，冯雪峰都是楼适夷的上级和亲密朋友。楼适夷敬重他，并深信冯雪峰是真诚的硬气的。冯逝世后，他不敢怀疑冯的记忆是否有误，而只能设想自己陪同前往的是鲁迅第二次会见陈赓。他特地写了《鲁迅二次会见陈赓》一文公开发表。他的说法几乎已为党史研究界和鲁迅研究界所接受。这次电视连续剧说鲁迅会见陈赓就只一次，有的人不禁在问：这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笔者在写《鲁迅的社会活动》一书时，有过一些思考。我以为，鲁、陈会见只有一次，陪同者就是楼适夷。理由很简单：一、陈赓在读过冯雪峰的回忆录后，仍坚持认为陪同他去鲁迅家的不是冯所说的两人，而是一人，这就和楼适夷所说合拍；二、陈赓是湖南湘乡人，鲁迅是浙江绍兴人，两人方言口音重，地名又是特殊专门名词，必然是在谈话开始不久就画地图、写地名，不能设想到第二次谈话时才画地图、写地名。这张地图证明了楼适夷参加的就是鲁、陈惟一的一次会见。三、楼适夷的回忆提供了不少生动的具体的细节。例如，陈赓是1933年3月24日被捕的，去鲁迅家的3月上旬，楼适夷说他“穿一件灰色线呢单袍”，正合那季节。就是那“三星斧头白兰地”，也不是未能身临其境者所能说出的。而冯雪峰的回忆较概念，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细节。四、陈赓在上海治伤日程安排很紧，又是在白色恐怖下；而鲁迅并不准备马上就写红军的战事，似没有立即安排二次会见的必要。五、鲁陈会见各环节，印材料、送材料、约鲁迅、约陈赓，都是冯雪峰、朱镜我做的，而楼适夷只做了陪同的一件事；当时冯雪峰就住在鲁迅同一幢楼的地下室，朱经常去冯那里，冯、朱经常在鲁迅家吃饭，这都可能是冯雪峰把楼适夷忘了的原因。这样说来，电视剧中对鲁迅、陈赓会见的处理，是合乎陈赓与楼适夷回忆，也合乎历史事实的。

　　今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陈赓逝世45周年，冯雪峰逝世30周年，楼适夷逝世5周年。为纪念四位先行者，特撰本文。2006年8月于上海

来源：《文汇报》

网络编辑：王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