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沃县望绛村，崔春生不算是一个会过光景的人：做了8年生意，现如今仍是借住着别人的房子，还身缠9万元的贷款。稍微了解崔春生的人会说，这都是他收藏旧史书的嗜好“害”的。

今年39岁的崔春生是个庄稼汉。他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却有一个读书藏书的习惯——尤其喜欢各地、各行的史志。平时串门看到谁家有这类书，总是想方设法讨来看。1998年，在省城做粮油生意的他，看到有很多专卖旧书的生意人，他觉得，这不光是个谋生的好路子，还可以满足自己的爱好。从那年起，他就在侯马市开始了卖旧书的生涯。

在同行眼里，崔春生是最没“眼光”的，别人都是找那些娱乐、武侠等好出手的书，而他热心的是根本无人问津的史志之类的书。因此，在他借住的那个两层的房子里，从楼上到楼下，从正屋到偏房，堆放着近两万册各种史志。

崔春生“淘”来的这些书根本出不了手，他也从没想过卖掉这些宝贝。虽然家境拮据，但他总是想尽办法保护好它们。院子里的几棵大树，原是计划卖掉缓解经济压力的，但他却裁成了木板做了简易书架。为了一本民国30年的《山西省统计年编》，他和一位北京的藏书人叫板，整整花了1000元。就在几天前，学习成绩优秀的女儿刚带回学校奖励的200元钱，他出了趟门就换成了几本旧书。

崔春生经常在西安、青海、甘肃等地大大小小的县市“淘”书，目前在他家里，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科技，包括一些院校、厂矿的史料，从民国到当代林林总总不下万余册，他成了一个“西北通”。生意是越做越穷，但崔春生说：自己是贫穷着，但快乐着。本县的党史办、新绛、昔阳、离石的党史办，甚至省政府为了编写乡镇志，还到他这儿找过资料。

前段时间，崔春生把家里放杂物的储藏室腾出来，从自己的藏书里整理出个中国教育史馆；把西面的厨房腾了出来，要建个西北地区革命史馆。崔春生说：“靠自己这种‘以文养文’，还不能挽救很多珍贵史料，希望志同道合的人跟他一起做……”

本报记者 范林鹏 本报通讯员 许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