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生物系的老教授，外国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

他说，“小时候，父亲是医生，他看病，我就站在他旁边，他说：‘孩子，你过来，这是哪一块骨头？’我就立刻说出名字来……”

我喜欢听老年人说自己幼小时候的事，人到老年还不能忘的记忆，大约有点像太湖底下捞起的石头，是洗净尘泥后的硬瘦剔透，上面附着一生岁月所冲积洗刷出的浪痕。这人大概注定要当生物学家的。

“少年时候，喜欢看显微镜，因为那里面有一片神奇隐密的世界，但是看到最细微的地方就看不清楚了，心里不免想，赶快做出高倍数的新式显微镜吧，让我看得更清楚，让我对细枝末节了解得更透彻，这样，我就会对生命的原质明白得更多，我的疑难就会消失……”

“后来呢？”

“后来，果然显微镜愈做愈好，我们能看清楚的东西，愈来愈多，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我并没有成为我自己所预期的‘更明白生命真相的人’，糟糕的是比以前更不明白了，以前的显微镜倍数不够，有些东西根本没发现，所以不知道那里隐藏了另一段秘密，但现在，我看的愈细，知道的愈多，愈不明白了，原来在奥秘的后面还连着另一串奥秘……”

我看着他清瘦渐消的颊和清透明亮的眼睛，知道他是终于“认了”。

半世纪以前，那位意气风发的少年以为只要一架高倍数的显微镜，生命的秘密便可迎刃可解，什么使他敢生出那番狂想呢？只因为年轻吧？而退休后，在校园的人行道树下看花开花谢的他终于低眉而笑，以近乎“耍赖”的口气说：“没有办法啊，高倍数的显微镜也没有办法啊，在你想尽办法以为可以看到更多东西的时候，生命总还留下一段奥秘，是你想不通猜不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