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特邀嘉宾：

潞潞：著名诗人、作家

乔新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系讲师

马艳萍：太原大学师范外语学院中文系讲师

让历史这只硬邦邦的冻鸡飞起来

大众有没有必要读传统史书？

潞潞：学习历史和学习任何知识都一样，可以学术化，也可以娱乐化。学习有多种需要、多种途径，但目的不一样，学者的前提是真实性，大众的前提是娱乐性。学术性质的研究历史更注重于对历史的思索；但多数人学习历史持有的还是一种娱乐化的态度，没必要那么严肃。

乔新华：学习历史无论是想以史为鉴还是猎奇，都要回到历史的价值与意义上。历史就是要提供一种资源，使人能够依托这种资源，更好地理解现在。任何一个人都应该了解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但是，传统的历史掌握在学者手中，大众理解历史很大程度上依靠野史、戏说。

马艳萍：刘心武、易中天的方式，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当然是好方式。刘心武解读《红楼梦》也许不专业，但普通大众也不要求做历史学家，只是对历史有粗浅了解就可以。知识面向大众与学术领域是两个概念，连小孩子都去听百家讲坛，并且都能听懂，都喜欢讨论，就是件好事。

易中天的电视讲座应该推崇吗？

潞潞：严肃、深邃的历史从学者的思想里、书本里以电视这种大众化的途径，在符合大众文化水平的基础上，向大众传播，是一种需要。历史可以是一个演绎，一个故事，古已有之。比如《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一个是文学著作，一个是史实。这样大众化的普及历史是一种好事情，传播工具大众化，语言方式、叙述方式大众化，把历史编成故事，有人物的性格，有报料，能吸引耳朵。

乔新华：对于民众来讲，易中天的方式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引导大家有机会对历史发生兴趣，求真求善求美。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枯燥的历史也可以打扮得可爱，让普通大众乐于接受、思考。马艳萍：现在的评论界喜欢矫枉过正，其实，观众有判断的能力，有区分真伪的能力。易中天讲三国我听了，他把民间的三国人物、文学上的三国人物、历史上的三国人物加以区分，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如果是以普及知识为目的，就应该不管方式，只有激发了兴趣，愿意听了，才可能去接受。

历史影视剧要完全真实吗？

潞潞：可以严肃，也可以放松，甚至搞笑，历史完全可以这样解读。如果想要更多人知道历史，可以采取娱乐的方式。这就像读红楼梦，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东西，严肃的学者看到的还是历史，一般读者可能看到的是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

乔新华：戏说应该以历史基本脉络展开，枝节的东西可以有戏说的成分。历史性的戏说存在于两个领域———历史和文学。历史领域基本能做到以史为本，但在文学领域却是以剧为本，历史只是一个题材，随意话说。曾有北大学者对现阶段小学到大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提出异议，认为不同阶段所编撰的历史教科书有问题，一般的历史教科书只说明历史上何时发生什么事……这样的教育激发不了学习历史的兴趣。学术界也是这样，研究成果基本不能进入大众视野，太深奥看不懂。例如黄仁宇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用优美的语言，讲故事的方式引人入胜，历史原来可以很有趣，这是一种发展趋势。马艳萍：应该客观看待影视剧，没必要把它当历史课本，非要把所有东西都拖进真正的历史去找影子，编剧并不承担解读历史的责任。看了刘心武解读红楼梦，我把《红楼梦》重读了一遍，听了易中天讲三国，我才有兴趣将这部分历史重新看了一遍。

本报记者 周红

葛红兵

司马迁写的是史“小贱民”说的也是史

李旭东

据听说吧，对于普罗大众这些年来对历史空前的热忱和热议，有些“皇粮教授”颇不认同，以为破坏了他们垒砌起来的所谓“严肃历史”云云。本来“鸡同鸭讲”与我不相干，但他们在互贬中流露出来的这种贵与贱、“正统”与民间之分的这种说辞，却让我很惊诧：寻求历史知识的途径上还有尊卑贵贱之别吗？这个问题再简括，就是“求知是否存在‘惟一正确’之途径？”

显然，不存在。

两千年前的佛陀涅槃后，有无数信徒想成佛。在寻求佛祖真谛的道路上，有苦行苦修，断指断臂的，有吃斋持戒，终日讽颂的，有随机参惮，“即心是佛”的，有喝酒吃肉，呵佛骂祖的，真是百花齐放，各寻各路。寻求历史知识也是这样。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但在力求重建这个真相的途中，因为每个人的条件不同、渠道不同、学识不同、阅历不同、习惯不同，就存在着千差万别的“释读”。只要他们是真诚的，是想求真知的，每一条渠道，每一种努力都该得到尊重。司马迁可以还原秦始皇，八百里关中的任何一个“小贱民”也有权力勾勒、传播他们所知道的始皇帝。历史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人可以垄断史学。八百年来以迄清末，禁私修史书，禁不住野史笔记，压制野史笔记，压不住说书戏文。

我们都已经知道，学院派教授捧打“草根”们的历史狂欢，其理由向来是说他们“不严肃”或“不严谨”的。我也曾很有兴致地探研过这个问题，我的发现是这样的：历史是立体和多面的，就像大象有长牙、耳朵、肚子和粪门一样。由于御用秘书和有些“小贱民”兴趣所在不同，他们描述出来的“大象”也就是有区别的。

举个实例：很久以前，我曾见过一个市委书记到乡里考察，考察结束后，这段历史马上就有了三种“版本”：市委秘书处的工作日记，说“某日，某书记率某局长到某乡考察某村通公路的情况。上午，某某和某某向书记作了书面汇报；下午，某某一行人到某村实地察看并剪彩。”乡镇工作人员的描述是：乡里给书记安排了午宴，大家发现，市委书记喝酒海量，不吃鸡；书记喝“高”后，拽着乡计生员凤凤的手，和她攀“同乡”。某村村民的描述则是：某书记大夏天还戴个领带，显得太傻。

———哪个是“某书记”？何谓“严谨”和“严肃”？这和不同人群的不同观念有关，骨子里的区别在于有的人要维护某种“体统”，有的人则不在乎，凭着自己的兴趣去观察，去描述。有人宣称只有自己解释的历史才是“正统”，那只不过是他自己觉得罢了。没有一种刻在纸上的历史比刻在群众生活中的直接感受更重要、更真实。这样看来，到底谁的“解读”更正统、更珍贵，还在两说哩！

通俗VS庸俗

易中天：

我觉得我的史学就是“萝卜史学”。因为萝卜就是草根啊，这正符合我给自己的定位，我就是平民学者、草根学者。而且萝卜有益健康，荤素皆宜、冷热皆宜、老少皆宜。最好人人都是“大萝卜”。

陈丹青：

有人批评易中天演说风格过于评书化。评书怎么啦？中国人素有“渔樵闲话”的悠久传统，一部大历史，在中国民间就是靠一代代说书人传下来的。

顾晓鸣:

面对大众，历史无需装深沉、摆架子。仅仅死记硬背的灌输并不能触摸到历史的灵魂，恰恰在品味情境、咀嚼故事中，才能让人有所悟、有所得。只要有学理依据，“趣说”“妙说”都是不错的传播手段。毕竟好看、有共鸣，才会有人乐意去读、去品。

葛红兵：

从讲法上看，讲课自然可以轻松一些，幽默一些，但是，过分地俗化，就会让本来严肃的事情变得粗鄙，反而没有韵味了。

大众化不等于娱乐化，把历史、文化娱乐化不是普及文化的好思路。正讲历史，这是易中天的目标，辨析《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区别，是易中天一直坚持的理路，但是，易中天的态度不是学术的，是娱乐化的。

一位历史教师：

历史要有限度地通俗化，我们不反对，但不是庸俗化。通俗是让大家都明白，简单易懂，又不违背原来的意思。庸俗就属于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了。通俗化历史，就是要给民众一些比较专业的历史学概念，一个通俗的解释，一个明确的定义，让大家下次再碰到这个东西，知道其然，知道其所以然。而不是随意地讲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只为博其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