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财神庙

在内蒙古的许多地方，你可以看到喇嘛庙，也可以看到清真寺，更多的则是汉民建成的关帝庙、龙王庙、马王庙。神佛们比邻而居，其乐融融，正是民族和文化融合的写照。

庙宇是人精神的寄放之处。旅蒙晋商在一点点完成自己财富积累的同时，也修筑了大量的庙宇。但是今天，这些庙宇已所剩无几。

7月25日，记者探访了内蒙古包头市正在维修的财神庙。财神庙是很能反映汉民族文化的庙宇。那时的走西口者们走到了这里，也把财神庙带到了这里。这座庙是在嘉庆十年(1805)由山西商人集资修建的。他们选择了包头环境最为优美的地方作为庙址，“此地涧水萦绕于前，曲阜环列于后，虽无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而幽闲其状，包罗万象”（《建立财神庙碑记》）。

财神庙也留下了当年生意人的痕迹。庙内碑文记载：皮毛商在做大宗毛皮生意时，如买方看货后，买卖双方一时没有成交，别的商号必须等两三天，不能当即从中插入。对做买卖不正大光明的人，轻者按买卖多寡，见十抽三，归绒毛社所有；重者则罚他把财神庙前的旗杆用油漆刷一遍。这样,使受罚者受到道德谴责,对其商号信誉也有影响。这样的交易环境，现在的人们一定会心向往之！

财神庙所在的东河区是老包头最早的居民聚集地，跟大街上乘凉的人聊聊，就会发现，这里80%的居民祖籍山西。各个时代走西口的山西人在这里盖了大量有着拱形门洞院门的房屋。这些房屋，是走西口人对自己飘泊生活的归纳和重建。前人去了，但房子还在向我们传达着那个年代的信息。现在，这些房屋却面临被拆除的命运，而“拆迁办”就设在财神庙院中。在财神庙四周，我看到了许多标语：“认清形势，尽早搬迁”、“漫天要价，依法严惩”、“不拆不行！”

历史就这样一片片碎裂着，后人还能看到财神庙周围的这片走西口人盖的老房子吗？

西口古道

正在维修的财神庙

行将消失的西口老宅

张劳根讲述走西口经历

杨黄金

孙何旺

张素英

那些走西口的山西人，就如一粒粒的草种子，在风中四处飘荡，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落地生根。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包头市，记者采访了许多解放前后来到内蒙古的走西口人，他们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的故事，有苦涩也有甜蜜。

右玉孙何旺：回去看见什么都觉得亲

7月24日，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东大黑河村，记者见到了孙何旺。白发，平头，黝黑的面色，说起话来，额头上三条深深的皱纹不住地颤动。老人78岁，是右玉县道阳村人，27岁时来到呼和浩特市，51年过去了，她的右玉口音一直没变。

“俺大伯子是（上世纪）四几年逃荒来的，右玉那会儿可穷呢。这地方能养住穷人，后来俺老汉当兵复员，和他哥哥商量，户口就落在了这儿了。”老人的记忆很清楚，这是一个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时间。1955年九月二十，她和丈夫从右玉八里庄雇了一辆牛车，走了三天，才来了这儿。“当时就三口人，甚家具也没带，上来寻房住院的，可受了罪了。买不起大炭，就烧炭面面。有一次烟不顺，‘轰’一声，炕板子一下就被掀了起来。现在好不容易熬盼出来了，人家（指丈夫）却走了……”说到这儿，老人眼圈有些湿润。

今年正月，孙何旺的大兄弟过世了，她回了一趟右玉。“回去看见什么都觉得亲，右玉城的城墙窑窑钵钵的还在呢，县政府大楼盖得不赖，我进去跟看门老汉拉呱了半天。”

崞县张老太：想不到走西口还能住高楼

张素英老人比孙何旺大4岁，也生活在赛罕区，是崞县（今原平）人。

“我16岁时出嫁的，媒人说他大我8岁，亲也没相，蒙着红盖头，坐着轿到了他家里才知道，他比我大18岁。不过他脾气好，不打人不骂人，家里穷的时候，一个馍馍也是让给我吃。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来了。老汉是个木匠，年轻时候就给人做家具哩，口里人穷做不起家具，就来了口外。解放前，没火车，没汽车，他一个人扛着木匠工具走8天才能从崞县到了呼市。后来有了火车，因为怕花盘缠，也只能一年回一次家。”

星移斗转，如今桥靠村已经成为呼和浩特市一个富裕的城中村，村委会每月发给张素英老人418元养老金。村里4年前还给分了楼房，“想想刚来那会儿，住别人一间小平房，娘儿4个盖一床被子，土炕上连席子也没有，现在一分钱也没花就住了楼房。”张素英老人脸上写满了幸福，“和那时比，这会儿好活得像是在天堂，那时做梦也想不到走西口的人还能混成个这样。”

忻县杨黄金、张劳根：永远忘不了出口外时的苦

“1931年，我姐夫就走西口来了包头。1946年，我和姐姐一起从忻县到包头找姐夫。”

76岁的杨黄金坐在自家门前的石碾上，波澜不惊地向记者讲述着走西口的路，“我那年16岁，父母托一辆去包头的胶皮车领着我们。每天走六七十里，晚上住店。走到应县要过桑干河，河水深处齐腰，浅处也没到膝盖。车夫领我们到了水浅处，我和姐姐就互相搀扶着过河。到了包头，姐夫给我在一家杂货店找了一份工作，当伙计，能吃饱，不用饿肚子了”。

在与杨黄金交谈时，从巷子里走出一个身材魁梧的老汉，杨黄金说，他叫张劳根，忻县老乡。他手里捏着一根自己卷的纸烟，正吸得津津有味。他比杨黄金迟5年来包头。“我是19岁时来的这儿，忻县那面每人不到5分地，没法活。在这儿当时一个月挣6块钱，凑合着能养活了自己。后来又租地种，一亩地一年租金2块钱，只能打点吃的，也攒不下几个钱。没办法，又用小平车给人拉货，从这儿拉到昆区，40里地，整整拉一天，才能挣2块钱，一天下来，腿疼得站都站不起来了，就这也没有几个人雇车。”

上世纪八十年代，老张的命运发生了巨变，卖肉挣了钱，盖起了一幢二层土楼，竟有二十多间房。说到这里，他孩子似地从兜里掏出厚厚一叠钱来，向我们面前一亮：“看！多不多？”他的举动中有几分炫耀，有几分满足，有几分幽默，往日生活的艰辛似乎并没有在他身上做太多停留。这是一个快乐的老头，在他身上，是一种风雨过后的平静。

……

孙何旺们应该算是最后一代走西口的人了，他们多数是带着无奈出口外讨生活的“草根”，他们的故事多数都带着血泪。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一带，还能找见很多这样的山西人。也许，再过几年，随着这些人的故去，经历过走西口的人将很难找到，到那时，走西口会不会被他们的后代理解成一场游玩？

在记者的寻访中，很多老人一听问他们“走西口”的事，都会不由自主地哼上几句二人台。二人台这种地方小戏生动形象地记录了走西口的历史，但是这几个世纪的历史又哪里是一曲小戏所能完全记录下来的！“西口文化”同洪洞大槐树的移民文化一样，它是一部说不完的大书，它是一项前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珍惜它，抢救它，保护它，弘扬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