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胡口，晋商发源地

刘忠和（内蒙古大学博士包头医学院副教授）：杀虎口在历史上主要承担军事要塞、贸易要地、交通要冲的作用。大家都知道杀虎口原来叫“杀胡口”，名字本身就带着搏杀之气，明朝嘉靖时与蒙古军作战，主要通道就是“杀胡口”。到明朝“隆庆和议”以后，开始在此与蒙古人贸易，但军事地位仍然重要，修建平集堡以后，杀虎口的军事色彩更明显。到清朝康熙年间，为与准噶尔作战的西路军运粮做出了贡献。清军战事结束，杀虎堡的军事地位下降，驻军逐年减少，这才作为一个贸易要地和交通要冲走上历史舞台，并成为晋商的发源地。

最早的“西口”

刘健生（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博导）：与“东口”就是张家口相比，“西口”在何处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山西右玉杀虎口、河曲、保德、吕梁地区的碛口、内蒙古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都被认为是当年蒙汉交通的西口。但是根据雍正朝《山西通志》的史料可以确定，杀虎口就是最早的“西口”。

“西口文化”则是明清时期北方独特的历史现象，包含了军事文化、政治文化（朝贡与政府管理）、经济文化（财政制度的独特性）、商业文化（晋商旅蒙、俄）、民族融合、文学艺术、宗教等诸多方面。而其定义则是以山西右玉杀虎口为基点，军事文化为基础，明清时期与南方主流文化相对应的、西北地区特有的一种俗文化现象。也就是说，西口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在军事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商业交流、移民、民族融合等方式，不断与其他文化现象融合，演化出来的一种新的历史文化现象。

没有西口外，就没有西口文化

张贵（包头医学院教授）：杀虎口文化是狭义的西口的文化，西口文化应该是更广义的文化，应该包括西口外和大西北。没有西口外，就没有西口文化。因为它本身就是蒙汉民族共同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

晋商文化依托西口文化产生

李元庆（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口文化是上千年前中原文明和草原文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交汇交流所产生的文化形态，她的涵盖是非常广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都有，晋商文化所产生的前提是明朝汉族与蒙古军事的对抗，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依托西口文化而产生的。

西口文化是古堡文化、口岸文化

郝志成（内蒙古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教授）：走西口是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移民现象，西口文化应该看成一种移民文化。但这种移民文化是双向的。我们可能听过一个说法，呼和浩特75%的人是当初走西口者的后裔，现在那里的语言与山西方言还是很接近的，比如，把“爸爸”叫做“大”，把舅母叫做“妗子”，说明天是“明个儿”，“绿”是“路”，“奇怪”是“日怪”等等。但是，对河套地区的开发，对于内地汉民族来说是一种衣食无着之下的被迫抉择；对于蒙族来说，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走西口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才出现的。

同时，西口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一个连接口，有着通道和防御的双重作用。所以，西口文化应该是以杀虎口为中心的一种古堡文化、口岸文化。

挖掘苦难的走西口史

经君健（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走西口的路给大众的印象是一条致富路，但晋商的成功只是走西口的一个分支，它更是一部晋民的苦难史。当时，成千上万的农民不能谋生，所以才要去口外，走西口是一个以杀虎口为中心的，晋人习惯性、传承性的活动，牵扯到的人群很广。但最值得我们记忆的是那些走西口而不成功的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可以说，内蒙古的土地上，晋人白骨累累。

这样的记忆，今天只有片言只语的记载。他们苦难的历史，他们走西口的经历、原因、条件还缺乏研究，我们应该深入挖掘，既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启示。

主旋律是开拓进取

邓九刚（内蒙古作协副主席）：“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泪长流”的歌家喻户晓，但我认为，走西口并不全是这样凄凄惨惨的景象。当时，口内的生活艰难，口外反而有着巨大的机遇、巨大的市场。那时的蒙古王爷阿拉塔汗为了开荒，欢迎并安置来蒙古的各色人等———当然大部分人是“打工仔”，但其中包括许多匠人、文化人、艺人和官员的幕僚等等。所以，走西口的主旋律是谋求新发展、开拓进取。内蒙古今天的发展，与当年走西口的人们是分不开的。现在，全内蒙古13个盟市，比较重要的企业家很多是走西口者的后人。

台北故宫清代档案中可见杀虎口

吴美凤（台湾台北师范大学教授）：台北故宫所藏清代档案中，大致可以分为宫中档、军机处档、内阁部院档、国史馆暨清史馆档四大类，共约四十余万件。目前已整理出来涉及杀虎口的记载近九十件。大部分为军机处档，少部分是宫中档。最早的一件是雍正二年由大学士马齐奏报的“查办杀虎口关监督萨齐库征收税银数目”一事，最晚的一件是宣统年间关于“度支部为张家口、杀虎口关期任期分别变通的事”。这近九十件的档案中，所奏事最多的是杀虎口监督具奏他任期内的税收、开销及盈余的明细。重大事件有乾隆四十五年直隶总督袁守侗上奏“为六阿哥从北京出发通过杀虎口到岱汉（今岱海）迎接班禅额尔德尼”；乾隆四十九年山西巡抚农起“查办一个叫德齐的宗室，他曾祖在杀虎口外面留下来的一块地，他想呈给皇上的事”；光绪二十二年的水患，将关口栅门、税署及兵房等冲没，当时的杀虎口监督、山西巡抚分别上奏讨论有关紧急修护原来关口栅门及税厅改设牙狼关等事情。

清朝雍正六年，山西巡抚觉罗石麟给雍正的奏折上称杀虎口“远在边疆”，但从台北故宫所存的少数档案记载中，能看出杀虎口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边境要地，不但在税收方面对清廷有一定的贡献，而且，杀虎口本身还有驿站以及右卫满营的驻防，值得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应加强驻防旗人文化的研究

刘蒙林（内蒙古社科院研究员）：目前在西口文化的研究中，对旗人文化研究欠缺。找不到这方面的图片与文字资料。但是，杀虎口本身是由旗人来管理的，曾经有8位右卫将军在此驻防了46年，他们可都是一品大员，比山西巡抚的品级还要高。这是一个极为个别的现象，并因此形成了独有的地区旗人文化，所以我认为应该把驻防旗人的文化重视起来。

西口文化影响归绥地区

孙利中（内蒙古大学博物馆研究员）：西口文化对内蒙古归化绥远地区的影响非常深远。到清代后期，归绥地区除了蒙古族和少量的满族人外，大多数都是走西口过去的汉人，其中又多数是山西人。从行业划分，他们中有农民、商人以及工匠等。共同的利益和习惯，使这些走出口外的人在归绥地区组织了很多同乡会社、行业会社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山西人的生活习俗、文化信仰等在归绥地区的影响逐步深远。

填补了商贸文化空白

石涛（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西口文化在中国商贸文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该说，一直以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让中国古代没有国家和疆域的概念，也就没有外交和外贸。尽管清康熙年间在南方设立了半官方性质的十三行经营对外贸易，但其实质还是由政府操控的。而杀虎口建口后则形成了相对的自由贸易区，或者说是半自由贸易区，这种自由贸易的形式正式中国古代商贸文化所缺失的，这也正是西口文化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