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的话：

4月23日，是全世界的“读书日”。阅读，包括学校阅读和自由阅读，都应当成为公民意识养成的一个重要途径；使每个人，成为具有科学观念、民主意识和独立人格的社会主体。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三个人，他们分别在60年间、50年间和30年间读到了什么？透过他们阅读感受的变化，我们一起审视这个时代悄然发生的文化变革———

中学期间只读过四部小说

陈宗一，66岁，辽宁宽甸人，高级工程师。从山西省第二建筑公司退休。

我是辽宁人，10虚岁入学校时东北还没解放。第一课只有一个字：人。第二课三个字：人有手。这是我最早的阅读。由于种种原因，我的学习生活一度中断，直到12虚岁时才在本村再上小学。非常庆幸的是，从初小到初中课程比较正常，语文课文中虽有“时文”，但还相对自由，老师也侧重从写作方面指导阅读，所以顺利地完成了这个阶段应学会的东西：识字，写东西，如此而已。至于对我人生有影响的篇目，我想不起什么。

整个中学期间，我在课外读到的东西有这么几部：《红楼梦》《西游记》《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解放后的30年间，绝大部分人能读到的东西也就只有这一些：苏联小说，主要讲革命，讲服从；国内的文学，讲革命，讲造反；还有就是三国水浒红楼西游———因为主席讲过“四大名著”。别的书籍，基本上看不到。

我后来上太原建工学校，又留在太原工作。从“文革”开始到1980年代初，一种特殊的“阅读”持续十数年：每天下午下班后进行两个小时的政治文件学习，6点下班6点学，10点下班10点学。孩子能在托儿所放到10点，吃晚饭常吃到12点。我觉得，我快疯了，人们都疯了。

有了这段痛苦的“阅读”经历，后来我也不再读任何书。

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一个人应有的思考。在那种年代，我通过一个当领导的朋友偷偷看《参考消息》———在一个时期《参考消息》不准常人看。我期望通过外电的描述，来推测中国的实际状况。

10年前我从单位退下来。在相对多的余暇里，我开始研读《易》经。如果易理确实至大，我想从老祖宗这里得到一些解释———解释一下我这大半生的经历。

我年轻时的生活，也有过一些亮色，有过一些爱好。我唱歌唱得好，中专毕业后，曾经想学习作曲，读了很多书，还参加了一个培训班。但参加工作后，单位就勒令我退学了，因为发展个人爱好会“影响工作”。

回过头看看“毒草”什么样

马晓东，55岁，历史地理学者。籍贯沁源县，家庭为藏书世家。

我的父、祖辈都是传统文人型的人。在我入学前，父亲就用大字抄出一些五七绝类的诗歌让我诵读，这种教育直接影响了我的兴趣和方向，以至于后来只要看到文史方面的东西就无所不读。读小学时，看旧小说、连环画能看到五迷三道的境界，后来的一些革命小说也看过，诸如《林海雪原》《暴风骤雨》《创业史》之类。这些书都打有强烈的时代烙印。

1966年，我上初二时“文革”开始了，学校不再上课。父亲怕我在外面惹麻烦，把我关在家里让我背书，先是《千家诗》，后来背《古文观止》。

“文革”结束后，我辗转进入历史地理这个领域，这时我的阅读兴趣，可以说全部在专业方面。《水经注》《元和郡县志》《读史方舆纪要》等一本一本地过，补充我在这个领域的早该做完的专业训练。

现在，我自觉地读一些佛学、道家等哲学方面的书。对《老子》尤其喜欢。我对它阐述的“道法自然”的道理深以为然。你说了，你很疑惑，为什么许多人到五六十岁以后都想读一些传统哲学类的书。我想，至少从我身上来说，答案是这样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民间根深蒂固，没有经过自由、平等等人文思想影响的人，欲对社会、对人生寻求文化上的解释，只有返回到传统哲学。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很长时间里，曾被批为“毒草”，不得触碰。到今天，我们都有强烈的愿望，回过头来看看这些“毒草”究竟是什么。

更多靠的是自助式阅读

王泽斌，33岁，榆社县人，省纪检委干部

我是1979年入学的，小学阶段的主要乐趣在小人书上。这并不是我不爱看大书，区别在于小人书容易找到“新书”，而长篇幅的课外书却极端匮乏。一部《西游记》，我小学时就读了四遍。

1984年上初中，我喜欢历史课。一年级学古代史，二年级学近现代史，对其内容我曾经深信不疑。后来，我高考复习历史，却发现真实的历史不全是那样的。这一年的历史书上，出现了太原会战，还有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和滇缅公路保卫战的内容。从此，我知道我不能只盯着课本。

整个高中时期，我大量阅读古典诗词、金庸小说、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梭罗的《瓦尔登湖》、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等等。我为应试教育下师生们像小爬虫一样进行的皓首穷经式的渺小的阅读感到悲哀。

大学期间，我的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我学过多少门课，而且，坦率地讲，没有一门课给我留下印象或者对我毕业十几年来的人生有过多大助益。我在职业圈子里发展，在社会上立足，更多靠的是自己在图书馆里的自助式阅读所得。

4年的大学学习，或者更远一些，包括11年的中小学学习，应该是对人的成长有所助益的，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学校“灌输”式教育的弊害。

离开了学校教育，我的阅读范围更广，视野更宽，思想更明敏。近年，我读了一些商务版的西方古典名著，主要有洛克、孟德斯鸠、潘恩、托克维尔等人的东西，给自己补课。最近则在看《李慎之纪念文集》。

本报记者李旭东

采访后记

不可遏止的改善之路

对书籍严格控制，打倒、撕烂、“批臭”，进入现代后，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有过这种历程，中国有过。这使得我们今天疏理阅读史时不免色调阴郁。但是，变化正在发生。书籍的种类正在大大丰富，特别是网络阅读的勃兴，使所有的这些缺憾得到某种弥补。阅读，作为公民培养和现代人格培养的重要途径，已经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改善之路。

课本中政治灌输内容太多，意识形态气味太重，篇目类别单一，眼界狭小的弊端，早就在改变———

1970年代的小学课本，充满了单一的时代色彩：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遵义会议放光芒》《我要读红宝书》之类，到1980年代，大部分已经不见了。同时，中学课本也是变化很大。语文课增加了文章类别，历史课增加了国民党抗战部分和文革部分，都是一种进步。2002年，广西出版了初高中的《新语文》，大学里多了《大学生人文读本》，可说是气象一新。以前的中学生只能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今天的中学生则在读卡尔·萨根。

课本内容丰富的土壤是全社会的图书种类的丰富。陈宗一、马晓东们小时候只能读四大名著加“说岳”，而今天，中国的古籍基本上已不存在禁区。集权政治下的苏联小说没落了，而更伟大的苏联作家获得了机会。台菲、佐琴科、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他们那闪耀着真理和人性之光的作品正在被中国人“发现”。当代的国外的东西，我们想看到还有障碍，但既然互联网如此地便捷，我们便没有理由再作过多的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