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德建和他的家庭图书馆

为让乡民受益，杜德建办起了家庭图书馆；为了补充藏书，他省吃俭用，奔忙在各地书店，且“因书返贫”。二十多年了，各方赞誉滚滚来，然而荣誉并没有为图书馆的发展带来契机，如今———

新闻前缀

若非亲睹，一切都无法想象———

眼前这个人，不修边幅，没听说过“肯德基”，没穿过超过50元钱的皮鞋， 25年来，凭着当民办教师每月150元的工资，和家里8亩棉花地的收入，他倾尽所有，四处举债，艰难维持着一个农民家庭图书馆。此人就是杜德建，永济市董村乡张坊小学的校长，1998年度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获得者，山西省十大藏书家之一。

眼前这座院落，门楼颓败，墙壁残损，淹没在四邻的红砖绿瓦中———可里面却摆放着960多种报纸，328种期刊，3.2万册政治、法律、科技、文化等各类书籍。当然，它更承载了杜德建的人生期许，和四村八里乡亲们的致富希望。这，就是“杜德建家庭图书馆”———中国第一家农民家庭图书馆。

然而，在2006年1月1日馆庆25周年来临之际，杜德建和他的图书馆却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家馆难两全

2005年12月21日，农历冬至的前一天，永济张坊村迎来入冬以来气温的最低点。寒风穿过大街小巷，从“杜德建家庭图书馆”屋檐上的破洞呼啸而入，让到图书馆里借书阅览的乡民们忍不住打了几个寒颤。

王绍有是村里的泥瓦匠，农闲的时候就揽点盖房修墙的活儿。早晨9点多，他就过来看书了，现在他手里正捧着一本关于房屋建筑的书。天气太冷，他一边看书一边左右脚来回倒腾。宋海斌在他旁边，紧了紧头上的大棉帽，专心地翻看一份报纸，里面有关于猪仔过冬如何保膘的小知识，他也是这个图书馆的受益人，“好多种棉花的知识都是从这里学来的！”

可是，这里实在没有一点图书馆的排场和气势。正房和东侧房的6间房子，就是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室和阅览室。陈旧的书架上，立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简单地分了些“文史”、“地理”、“科技”、“农业”之类的名目。报纸却没有上架的幸运，一摞摞、一捆捆、一堆堆地放在地上、桌上、书架顶上和杂物堆上。防潮的工作显然很不到位，好多报纸因为受潮已经粘合在一起。

藏书的房子是50年前杜德建的父母亲结婚时修筑的。25年前，杜德建结婚，简单翻修了一下，屋顶加了一层瓦片，墙上抹了一层白灰。如今，一到夏天雨急的日子，屋漏就成了家常便饭。没钱重新盖瓦，杜德建只好在常漏的地方盖了几块新瓦，看上去像补丁。

然而，藏书的房子还是比住人的房子要好上几倍，起码是正房，可以采光，有窗玻璃，水泥地面也比较光滑。住人的屋子却40多年没修了，阴冷潮湿，窗户上钉的是地膜，一个蜂窝煤炉放在靠墙的位置，烟筒穿透窗膜伸向屋外。屋里最醒目的有两样东西：一台21英寸的彩电是山西省文化厅为表彰杜德建奖的，三张奖状是女儿杜晓最近几次考试得来的奖励。

中午1点多，杜德建的妻子穿着一冬天没敢下身的厚厚的粗布棉袄，正在准备午饭，炒豆芽，蒸馍，还有一盘子咸菜。杜德建则坐在马扎上，兀自闷头想事情———

前些天，他又跑到乡里的邮政所订了38份2006年上半年的报纸和杂志，由于他是征订大户，可以先拿报纸后交钱，所以将近2000块钱的报款先拖着。往年，只要是报纸征订目录上有的，他基本都订。今年他有选择地挑了38份，一来是因为报纸价钱越来越贵，且内容多有重复；二则自己的经济压力越来越重，无力负担。女儿杜晓马上就要读高中；儿子杜晓波也要大学毕业了，花6万块钱就能去乌克兰继续深造。儿子曾用恳求的口吻对他说：“爸，就当你借钱给我，让我出国学习吧。”从那以后，儿子诚恳的表情时不时出现在他眼前，提醒他再不能肆无忌惮地买书报了。

这年头，上上下下提倡科技致富，他却自嘲“因书返贫”了。

弃学来办馆

事实上，在农村，选择兴办农民家庭图书馆的路子，注定了杜德建要“因书返贫”。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让从小酷爱书报并善于收藏的杜德建看到了再次接受教育的曙光，然而连续两年参加考试都榜上无名。1980年的夏天，放弃求学的杜德建心情极度郁闷，他心高气傲却名落孙山，渴望知识却无缘大学，不知人生的方向究竟在哪里。

有一天，他在地里干农活，听到旁边的棉花地里，一位老乡的老婆哭天抢地，喊着要和自己的男人离婚。他过去一打听，原来老乡把所有的地都种了棉花，刚刚下过的一场大雨，使得棉花一顿狂长。可是，枝叶的疯狂生长很容易将棉苗的营养大量吸收，影响果实的收成。老乡一着急，找来缩节胺（一种棉花生长调节剂）对棉花一顿狂喷，由于喷洒过量，不仅枝叶的生长得到遏制，棉苗也不长了。1980年，全中国的农民沐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春风中，都在放手大干，期许有一个好收成。这位农妇的希望瞬间落空，对自己的丈夫失望至极，竟以离婚相要挟。杜德建明白了缘由后，忍俊不禁。一笑之后，他却陷入沉思：何止缩节胺使用不当，错用农药、滥施化肥在农村稀松平常。农民太需要科学文化知识了。

那一刻，已有300余本藏书的杜德建，脑中灵光一闪：“我为什么不办一个图书馆呢？书上就有农民需要的科学文化知识，这样不仅自己可以继续学习，还能帮助乡民脱贫致富。”

杜德建是一个极具行动力的人，说干就干！可一着手，他发现钱是挡在他面前的一条拦路虎。辗转反侧一个夜晚之后，他骑上自行车，驮了一只木箱到40里外的县城，开始了3个月的卖冰棍生涯。烈日烤、腿脚疼，他都无所谓。最尴尬的是沿村叫卖时，遇到往昔的同学和老师，害怕他们问自己怎么不去上大学。他能躲则躲，躲不过只好硬着头皮上去搭话。有一次，他遇到一位学习不如自己却考上大学的同学，他骑着车子没有来得及拐入巷子，就被同学叫住了，同学对他一顿冷嘲热讽：“哟，好学生怎么卖起冰棍来了？当年不是很牛吗？”他羞愧难当，无言以对，痛下决心：“一定要把自己的图书馆办起来，办好！”

一根冰棍挣2分钱，他3个月挣了136块钱。夏天过去了，他又自己做烟花，一个冬天，把家里弄得跟炭房一样，年底卖烟花又挣了210元，加上父母多年来积攒下来准备给他娶媳妇修房子的800余元钱，他一口气买了600多本书。将家中一切可以支架的物什全做了书架，占了两间上房，1981年1月1日，“杜德建家庭图书馆”正式开张纳客。

异乡求书记

然而，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一片贫瘠。他们宁愿多在墙根下晒一会儿太阳，也没有去图书馆读书的愿望。

为了让图书馆派上用场，杜德建费尽了苦心。他下到田间地头，亲自指导农民科学种田；晚上，他亲自把报纸送到农民的家里。他看到村里的年轻人喜欢玩台球，就专门找人做了一个台球案子放在图书馆里，人们玩累的时候就会顺手翻翻报纸看看书。那时，黑白电视刚刚出现在农村，他花了350元钱买了一台，放在图书馆里，吸引大批村民来他家看电视，村民看完电视，有自己喜欢的书就带走。

人们口口相传，渐渐地，张坊村周围的乡民都知道了杜德建的家里有一个图书馆，可以免费看书。看书的人多了，需求也各式各样，杜德建发现自家的千余本藏书不能满足乡亲们的需求。于是，他开始了大规模外出购书的旅程。

近则永济、运城、侯马、临汾，远则太原、西安、北京、郑州、石家庄，只要有他需要的书，他都会不顾一切地跑去买，20多年来，他奔忙的身影留在了这些城市的每一家书店，而每一个城市都有他难忘的经历。

1995年除夕前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郑州市的书店有他寻觅已久的成套《农村致富实用丛书》，他迫不及待赶赴郑州，本来打算赶在除夕之前回家。谁知一到郑州，他却傻眼了，所有书店门锁高挂，工作人员都放假回家过年了。他一屁股跌坐在书店门前的台阶上，懊悔自己居然忘了人家也要过年。可是，来一趟不容易啊！等他回过神来，连忙找到书店看门的大爷，说明情由，希望得到帮助。

看门大爷看到一个外乡青年对书如此执著，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帮他找到值班的经理，为他一个人打开了书店的大门。那个除夕的夜晚，他身在异乡，听着鞭炮声起，烟花绽放星空，思乡的酸涩布满他的心头。他头一次感到，为了书籍，他舍弃的实在太多太多。

为书陷困境

没钱买书，一直是困扰杜德建的头等难题。

“除了偷，我什么招都想了！”

1981年年底，他当上张坊小学的民办教师。工资从几十元到一百几十元，直到现在转正后的800多元，加上家里10亩棉田的收入，他把所有的收入都投在了图书馆里。2000年腊月父亲八十大寿，姐姐给他500块钱嘱咐他为老人做寿。恰逢订报时节，杜德建前思后想，还是把那笔钱花在了报纸上。岳父得了癌症，妻子向别人借了2000块钱给父亲治病，邮局催要报款，他又“哄”着妻子把钱拿了出来。两个孩子从来没吃过零食，他和妻子则从来没有置办过新衣服。二十五年来，他在图书馆投资将近17万元。

1997年夏，他带了300多块钱去石家庄买书，在火车上，钱被偷光了，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剩下。他跑到建筑工地当起了小工，扛水泥袋子，拉石头，白天晚上连轴干，什么活儿能挣钱他就干什么。整整11天，他挣了1000块钱，全部买了书，回到家里的时候，妻子说他“简直像个犯人”！

苍天不负有心人，在杜德建的努力下，20年间，村民们纷纷从图书馆受益，开始从心底里感激杜德建为他们办的这件大好事。各方赞誉也接踵而来：1996年山西省“新长征突击手”，1998年“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2002年“山西省十大学雷锋标兵”“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运城、永济等地市级的荣誉更是数不胜数。

然而，荣誉并没有为图书馆的发展带来契机。如今，杜德建深感肩上千斤重任，希望有识之士能帮助他继续他的中国第一农民家庭图书馆的事业。

本报记者兰玲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