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灵丘县一位退休教师到灵丘烈士陵园凭吊，发现《烈士名录》上没有他从小景仰崇拜的王海英、陈莲雄两烈士的名字。

十年来，他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奔赴烈士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寻访知情人，寻找人证物证，想还烈士一个公道———

灵丘县独峪乡河浙村位于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沟深山高，村后有山名草座山，每逢春夏，草木榛榛，郁郁葱葱；村前有山名龙虎山，近看像虎，远看像龙。独峪河从两山中间流过，人们说，河浙村是一块风水宝地。据说，清朝年间，这个不足百户人家的村子，曾出过武举、武星郎、拔贡等40个有功名的人。

1937年至1945年，河浙村曾是革命根据地，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曾在该村住过。在八路军的影响下，河浙村不少青壮年奔赴抗日前线参军打鬼子。他们中，最著名的是陈建国一家5口。陈建国是八路军交通站站长，大女儿陈先（又名王海英）、二女儿陈莲雄、三女儿陈明都是妇救会干部，人称“陈氏三姐妹”。陈氏姐妹当年在家乡留下了动人悲壮的抗日故事。

陈建业，今年72岁，灵丘县独峪乡河浙村人，当了40年教师，1991年退休。陈建业和陈建国是同族兄弟。陈建业10岁的时候，就听父母讲过王海英、陈莲雄打鬼子牺牲的故事。

王海英、陈莲雄两烈士，曾是河浙村人的骄傲。陈建业在读初中、师范时，不止一次向同学们讲过陈氏姐妹的故事，半个世纪以来，陈氏姐妹的事迹激励着陈建业勤奋学习，努力工作。

烈士被遗忘？

灵丘烈士陵园松柏参天，里边安放着平型关战役烈士以及其他为抗战而捐躯的英雄们的骨灰。自1960年竣工以来，每逢清明节，一队队少先队员来到这里扫墓，缅怀先烈。

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日那天上午，年过花甲的陈建业老汉从县城一家做纸扎的铺里，买了一朵小白花别在胸前来到灵丘烈士陵园。

他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纪念亭，墙上挂着的长约3丈、宽约2尺的杨木板，吸引了他的目光。他近前细看，上边是抗日战争时期烈士的名单，密密麻麻的，用毛笔书写。他目不转睛地搜寻着王海英、陈莲雄的名字，没有发现。他怕看错，专门到院里捡了一根枯树枝，用树枝指着名字，一个挨一个看，从头至尾看了三遍，也没看到王海英、陈莲雄的名字。他有点纳闷，灵丘妇孺皆知的抗日女英雄陈氏姐妹，为啥烈士名单上没有？是疏忽，还是其他原因？

陈建业心里难受极了，他从小景仰崇拜的人，竟然被遗忘了。他径直走出纪念亭，在烈士陵园的草地上徘徊着。猛然间，他抬起头，秋风扑面，群山巍巍，一个新的念头在他的心里萌发，他要为陈氏姐妹讨个说法。

自费去寻访

当天下午，他就来到灵丘县民政局优抚办公室。他问一位女工作人员：“灵丘烈士陵园抗日《烈士名录》上为什么没有王海英和陈莲雄的名字？”这位女同志拿出《革命烈士登记册》让他寻找，翻来翻去，他也没找到王海英和陈莲雄的名字。他又去找民政局长，局长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烈士证》的才能算烈士。”他沮丧地离去。不过，陈建业并没有灰心，他坚信，当年王海英、陈莲雄在雁北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总会有人知道，总会留下人证物证，他们能证明王海英、陈莲雄的一切。

陈建业先在灵丘县访问上年纪的老干部，90岁的老干部薛珍回忆说，他知道王海英当年是灵丘妇救会的干部，王海英调走后，就不清楚她的情况了。

1997年秋天，陈建业到北京治疗眼病。他本家80岁的婶子苏强住在北京甘家口街，苏强当年也是灵丘县妇救会干部，她一定知道王海英、陈莲雄的事。眼病还没好，陈建业就来找苏强老人。苏强说，她只知道王海英、陈莲雄都是妇救会干部，她们都为抗日牺牲了，拿到没拿到烈士证她不清楚。

陈建业一直没有停止打问“陈氏两姐妹”当年牺牲的情况。今年3月，他得知本家嫂子、当年妇救会干部杜桂梅到大同治疗白内障的消息后，他就从灵丘赶到大同。杜桂梅告诉了他陈莲雄当年牺牲的情况。他一字一句记在笔记本上，并嘱咐嫂子日后给打个证明。

他获悉，当年灵丘县妇救会主任郭玉莲仍健在，离休前是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他给郭玉莲去信，询问“陈氏两姐妹”的情况。一月后，郭玉莲亲自登门找陈建业，想亲口告诉他。可惜陈建业当天外出不在家，两人未能谋面。

书中载美名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3月，陈建业得知“陈氏三姐妹”中老三陈明还健在，离休前在山西省农科院工作。陈建业喜出望外，风尘仆仆地从灵丘赶到山西省农科院干休所，找到了陈明。陈明并不知道两个姐姐不是烈士，她颤抖着把一本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烽火巾帼》递给陈建业说：“这本书是由当年在晋察冀边区工作过的同志组织编写的，最有权威，回去让民政局的负责人看一看。”

打开《烽火巾帼》一书，其中有如下记载：

王海英，山西灵丘县河浙村人，1921年生，中共党员。牺牲前任山阴县一区妇救会主任，她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包围，在勇敢突围时中弹牺牲。

陈莲雄，1922年生于山西省灵丘县河浙村，牺牲前为灵丘县区妇救会干部。1942年她到女儿沟村工作时和敌人遭遇，她脱下棉袄包上头滚下山沟，壮烈牺牲。

今年5月，浑源县一位老干部还打电话告诉陈建业，他家有两本书：《北岳忠魂》、《雁北妇运史》，书中记载着王海英、陈莲雄两姐妹为抗日牺牲的故事。

物证也现身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陈氏两姐妹的足迹遍布灵丘、浑源、应县、山阴、朔县等地。全国解放后，这些地方大多建起了烈士纪念塔，塔中的纪念碑上会不会有王海英、陈莲雄的名字，如果有，那就是最好的物证。陈建业心想。

1998年秋天，灵丘县城一家个体户的农用汽车要到应县县城。陈建业头天晚上得知消息后，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坐车，颠簸了一百多公里，到中午时分，他来到应县烈士纪念塔。他的目光在汉白玉纪念碑上搜寻，上千名烈士的名字，他从头至尾看了好几遍，并没找到王海英、陈莲雄的名字。同年，朔县师范校庆，陈建业和同学们回到学校庆祝。中午休息时，他步行来到朔县城南烈士纪念塔，在纪念碑上寻找“陈氏两姐妹”的名字也未果。

书上说，陈莲雄在女儿沟村壮烈牺牲。女儿沟村离河浙村15里。去年腊月，陈建业回到老家河浙村。一天上午8时，他带着干粮，翻山越岭，步行4个小时，来到女儿沟村。女儿沟村有20户人家，他挨门逐户地问村里上年纪的人，知道不知道陈莲雄烈士牺牲的地方，村里人都说不知道。

今年5月，陈建业在浑源县城一家书摊买旧书时，遇到了浑源县老干部陈余。两人一见如故，陈建业说：“我有一个本家侄女叫王海英，抗日战争时期可能牺牲在你们浑源，你给打问一下她牺牲在什么地方。”8月中旬，陈余听人说浑源县官儿村有一块烈士纪念碑。他专门打车来到官儿村，来到纪念碑前一看，碑上镌刻着王海英的名字。

8月12日，他让官儿乡党委出了如下的证明：我们官儿乡官儿村1942年树立的魏安邦烈士墓碑上共有5位烈士名字，分别为魏安邦（河南汝南县城内人）、史致胜（繁峙县大营人）等5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碑5人中有女烈士王海英，牺牲时22岁，灵丘河浙村人，一区妇救会主任，1942年在西桥沟村牺牲。特此证明。

8月17日，陈余又让浑源县民政局加注了“经查情况属实”的意见。9月1日，陈余将“证明材料”交给了陈建业。

心愿何时了？

从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那天开始，陈建业就为王海英、陈莲雄两位为抗日战死的巾帼英雄重上《烈士名录》奔走，至今已有10年了。在这期间，陈建业给灵丘县民政局、大同市民政局、灵丘县县委多次写信，并亲自找领导反映此事。

据陈建业讲，今年4月，他拿着《烽火巾帼》一书，找到灵丘县民政局局长王爱国。他把书中记载王海英、陈莲雄事迹的地方指给王爱国看。王爱国读后说：“国家民政部有规定，有了《烈士证》，才承认是烈士，书证和人证都不算数。”陈建业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我提出来了，民政部门就应该落实清楚。”之后，陈建业又给灵丘县委写信，信中说：“打日本鬼子才用了8年，我奔波了10年，为啥连给烈士恢复应有的荣誉都办不到？”

今年5月，他拿着《烽火巾帼》、《北岳忠魂》、《雁北妇运史》3本书又去找王爱国。王爱国说：“事实是真的，我已派人到河浙村调查过。我们要与大同市民政局共同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今年9月11日，陈建业带着3本书，以及浑源县官儿乡党委出具的证明材料，来到大同市民政局，再次反映“陈氏两姐妹”入《烈士名录》的事。该局局长杨清明作出如下的批示：“请李局长会同优抚科按有关政策规定解决。”

10月6日，记者见到了陈建业老人。他见到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本应是民政部门办的事，我个人花上钱，奔波了10年还没有办下来。”

灵丘县民政局的一位领导曾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说，他做这件事不是为自己，将来民政部门承认了王海英、陈莲雄是烈士，他不是直系亲属，享受不上任何待遇。陈建业每次给上级领导写信时，开头总是这样写道：“陈氏三姐妹，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为救中国挺身而出，有两姐妹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我们活着的人应该对得起她们。”这应该是陈建业10年来锲而不舍为烈士讨说法的目的和精神力量。

陈建业老人10年来历经千辛万苦，不仅找到了记载王海英、陈莲雄烈士事迹的三本书，还找到了王海英烈士的墓碑。他很自信地说：“这下王海英、陈莲雄烈士的英灵应该能安息了。”浑源县官儿乡官儿村的人们说，当年在浑源县官儿乡西桥沟村牺牲的五烈士中，有河南省汝南县魏安邦，解放后，他的儿子到西桥沟村寻找父亲的遗骨，没有找到。儿子含着眼泪把西桥沟村的泥土装了一袋走了。陈建业说，将来他要给“陈氏两姐妹”在灵丘烈士陵园立碑。到时他也要到西桥沟村和女儿沟村各装一袋土，倒在她们的墓碑下，以祭奠两位烈士。

特约记者孙掌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