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广泛参加和浴血奋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战争态势，由于山西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坚实的工作基础，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全民抗战、持久抗战、山地游击战的军事战略，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在山西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实践。山西抗战始终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在取得这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
一、山西抗日战略支点的形成，开创了全国抗战的新局面
山西素有华北屋脊之称，向东可控制华北，南进可策应中原，西出可威胁陕甘，北向可远达苏蒙。山西境内山脉纵横，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历来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就把山西作为它在华北作战的首选目标。提出“欲占领中国必先占领华北，欲占领华北，必先占领山西”的战略部署，甚至妄图“一个月拿下山西全省，三个月灭亡中国”。而占领山西的战略计划是：第一步先占领平津；第二步占领大同、保定、沧州；第三步占领太原。而“太原失守，同蒲全线就要失陷，华北就要全部沦亡。”为此，日军投入20余万精锐兵力于山西战场，几乎达到其在华北总兵力的一半，使山西承受了日军全面侵华后最大的军事压力。同样，由于山西特殊的战略地位既是中共从陕甘宁向抗日前线调集军队、输送人才的重要通道，又是阻敌西进、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屏障。而且，山西多山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宜于开展山地游击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牵制日军，滞延日军由山西而华北而全国的狂妄侵略计划。显然，山西抗战“对于整个的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的战争，是有重大的意义的”。因此，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共中央在对全国抗战予以关注和支持的同时，对山西抗战更是给予极大的关注和高度的重视。
针对日本侵略者的猖狂进攻和国民党在华北正面战场的溃败局势，依据山西抗日救亡斗争新高潮的特点，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正确分析和判断客观形势的基础上，决然把红军同日军直接作战的落脚点和赖以生存、发展的战略依托地放在了山西。1937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按照党的“洛川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连续两次就发动与开展以山西为中心的山区抗日游击战争，向八路军和华北局党组织作了重要指示和部署。11月15日，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发表《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一文，详细分析了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山西政治军事情况的变化，明确提出太原已经失陷，“共产党在山西的方针，是把山西成为整个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用以抵御日寇对西北和中原的前进”。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党中央、毛泽东把安排和部署八路军在山西的抗战行动作为头等大事，同时调配党与军队的主要领导力量来山西，形成了创建抗日战略支点的领导核心和坚强后盾。
以先期到达晋东北的八路军第115师平型关大捷为标志，拉开了建立山西抗日战略支点的帷幕，谱写出中国抗战以来新的篇章。接着，八路军三师部队又连续出击，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相继取得一系列战斗的重大胜利。特别是在11月8日太原沦陷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三个师在山西深入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随着山西抗战的发展，八路军在山西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迅速实现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为全国抗战的实现开创了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山西为战略支点，分期向山西四周实行战略展开，迅速开辟了整个华北的敌后抗日战场，并使党的组织与人民武装力量在华北地区获得空前广泛的发展。华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1938年初，八路军主力相继进入华北的冀、鲁、豫平原。129师进入冀南、豫北，115师主力一部进入冀鲁边地区，120师一部进入冀中和大青山地区。到1938年4月，以山西为中心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有以五台山为依托的晋察冀根据地，以管涔山为依托的晋西北根据地，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根据地，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根据地。实践证明，敌后游击战争是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坚持并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抗战初期山西抗日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战略支点的形成，对于实践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部署，实现我军伟大的战略转变，开创全国抗日战争的新局面，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山西抗战的先锋示范作用，推动着全国抗战的坚持和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山西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先决条件使之成为敌我争夺的重点，同时又使山西有条件发挥其特别重要的作用，影响和推动着全国抗战的坚持和发展。
第一，山西抗日战场的发展和扩大，对于坚持全国抗战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早在抗战初期，日军就将进攻的矛头指向山西。刚刚开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担负着从侧面协助友军作战的任务，在平型关首战大捷，取得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忻口会战时，八路军配合友军切断日寇后方交通线，连续取得雁门关伏击战、火烧阳明堡飞机场等一系列战绩。太原失陷后，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在敌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部署，八路军的部分兵力在粉碎敌人对晋东南九路围攻之后，又主动灵活地、有计划地进行战略防御中的进攻作战，同日军力争山西境内的广大乡村，建立和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使敌人的后方变成了前线，迟滞了敌人向外扩张，有力地支援了华中、华南等地区的抗战，在全国战场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1年至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空前艰苦、残酷的阶段。日寇以迅速“建立东亚新秩序”为目标，在华北地区连续推行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其基本目标旨在剿灭我抗日力量，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在日寇的疯狂进攻面前，山西各级党组织领导敌后军民，坚持游击战争，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联防战等诸多方式，出现了由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战争史上的奇观，充分表现了山西军民的集体智慧和英雄气概。著名的黎城黄崖洞保卫战和壶关长乐村保卫战，以及被敌我双方都称之为“典型范例”的神头村游击战，被《新华日报》盛赞为“历史的奇迹”的沁源围困战，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战斗。这些典型的战例及其影响，都为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完成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抗战总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成为全国抗战的坚强堡垒，为巩固和扩大全国解放区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既是党与八路军进行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自己，阻击和消灭敌人的战略堡垒，又是向四周辐射，发展和壮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基地和出发点。全国抗战爆发后，我奔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三师部队，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立即着手在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以及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发祥地。
在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广大军民的大力支持和英勇奋斗，并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坚持抗战的策略方针，胜利地实现了党的抗日军事战略由国内正规战到抗日游击战，再由抗日游击战到国内正规战的战略转变。在战略防御阶段，我党和军队依托山西抗日根据地，发动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起全国抗战的战略支点，并使游击战突破山西区域，推向全国，开辟了整个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在战略相持阶段，我党和军队依托山西抗日根据地，粉碎了日军的多次疯狂“扫荡”和”蚕食”进攻，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肆意劫掠与军事挑衅，顶住了敌伪顽的多面夹击，战胜了重重困难，坚持了抗战。同时，捍卫了一系列抗战成果，保卫了中央及地方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的正常运作，巩固和发展了抗战力量。在战略反攻阶段，我党和军队依托山西抗日根据地，向日寇发动了一系列战略进攻，收复了一片又一片沦陷的国土，加速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
第三，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典型的导向作用和示范意义。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胜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日军把军事进攻的主要目标指向山西。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抗日态度更趋积极，开始表现出“进步”。抓住这一契机，党中央和毛泽东适时地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到了山西，积极争取与建立上层和下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北方局也通过多种渠道促成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开创了山西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
处在抗日前线的山西，不但有由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担任会长而实际则由中共领导的抗日进步团体“牺盟会”，而且出现了在中共提议下经阎锡山批准而成立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主的山西人民抗日武装———山西新军。抗战八年期间，中共与国民党中央的合作始终没有形成固定的组织形式、共同的政治纲领，而先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之前成立的山西“战动总会”，不仅有共产党、八路军的公开参与领导，而且和阎锡山形成了固定的组织、共同的纲领，还在第二战区范围内行使战时政权的职能。这些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抗日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和阎锡山当局结成的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在山西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当时在全国还是第一个，因此具有典型的导向作用和示范意义。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和八路军总部等才能够久住山西，指挥和领导八路军对日作战，在山西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建立几大块抗日根据地并成为北方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支点，一直坚持到抗战的胜利。
随着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壮大，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逐步形成了领导核心，赢得了民众的信赖。山西抗日民主政权也由小到大、自下而上，普遍地建立和健全，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权特别是基层政权的改革中，真正贯彻了“三三制”政策，实现了民主政治，团结了各党、各界和各群众团体的广大群众。各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逐步走上正规化，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体系和一整套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度，成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一个良好的“模型”。这不仅对于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创立，都具有先导和典范的意义。
三、山西战场实施战略反攻，加速了全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出现明显的变化，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胜利后，盟军在东西各战场相继转入反攻，意大利法西斯宣告投降；在中国，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处于抗日前线的山西战场，作为敌后抗日的战略支点和重要基地，其作用更加突出。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广阔的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和扩大，敌后军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为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一个光辉的业绩，那么，从1943年开始的连续两年的反攻作战和1945年的全面大反攻，则是山西抗日战争史上更加灿烂夺目的篇章。
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反“扫荡”胜利的基础上，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派遣大量“武工队”深入敌后，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军事的和政治的斗争，努力恢复根据地和开辟新区。在此基础上，从1944年春季到1945年夏季，根据地军民又主动出击，采取“挤”和“压”的策略，即把深入到我根据地的敌伪据点挤出去：连续向敌伪发动攻势作战，实行局部反攻迅速地缩小了沦陷区，恢复与扩大了解放区，把敌人压缩到太原等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附近，并完成了发展河南、控制中原的战略任务。在对敌局部反攻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同时，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总动员，把减租减息、互助合作、大生产运动、民主政权建设和文化建设等项事业推向了新的阶段，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为实施战略大反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夜召开的中共七大，给在山西抗日前线坚持抗战、准备大反攻的军民以极大的推动和鼓舞。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随之，中国的抗日战争亦转入全面反攻。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和其他盟国作战。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猛烈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斗争。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一系列命令，命令各部队分别向敌占领城市及交通要道进军，并向敌军发出通牒，令其接洽受降事宜，如遇敌军抵抗，立即予以坚决消灭。
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山西抗日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以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凭借自己处于抗日前沿阵地的战略优势，首先向敌伪发起大规模的反攻。他们依次以夺取敌占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以夺取敌占中小城市和控制广大乡村、以扫除残敌和捍卫抗战胜利果实为目标，英勇进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晋察冀部队向平绥路东段，平汉路北段、津浦路北段反攻，解放了察哈尔，包围了北平、天津、保定。晋绥部队向同蒲路北段、平绥路西段进攻，解放了绥远和山西的广大国土。晋冀鲁豫部队向平汉路中段、陇海路中段进军，解放了黄河沿岸的广大国土。山西抗日战场在战略大反攻中的辉煌战绩和重大影响，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溃败和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进程，并为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战争做好了准备。
山西抗日战场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有着突出的历史地位和重大作用。在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阶段中，山西抗日战场所发生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都与全国抗战全局密切相连；党中央、毛泽东在山西战场作出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直接关乎着抗战全局的发展；山西抗日战场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胜利，都直接推动和影响着全国抗战胜利的历史进程。山西人民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将永远彪炳史册。
（作者为山西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长、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郭学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