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的李治国，作为一个已从事了42年研究工作的老研究员，他的两次前瞻性的提案，直接影响了云冈的发展历程，把云冈推向了世界。

汽车缓缓行驶在云冈旅游专线上，蓝天白云，绿树成荫。站在山门前，我的心再次与那浩浩大佛贴近了。此来云冈石窟，是为了拜访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所长。62岁的李治国,作为一个已从事了42年研究工作的老研究员，他的两次前瞻性的提案，直接影响了云冈的发展历程，把云冈推向了世界。

驻守，千年石窟

“这是您的办公室还是家啊！”面对家常日用品一应俱全的“办公室”，记者问道。

李治国（笑）：“既是办公室也是家，还兼书房。”

话外音：1962年，李治国从山西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后，本可以分到省城一家印染厂工作，但艺术史老师的一番话对他触动颇深，“云冈石窟是个艺术宝库，你又是学工艺美术的，家又在大同，有机会就去那儿工作吧。”李治国没多加考虑就到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上了班。那时云冈石窟的工作人员加起来只有十七八个，石窟杂草丛生，除了大佛寂然，处处荒凉。

云冈当时不通班车，李治国只能两个星期回一次家，来回一趟就得走6个多小时。后来，班车通了却没钱坐，只好爬煤车。他的工作从熟悉石窟开始，查相关文献，钻“洞子”。李治国说，搞石窟研究要有3只眼，历史观、艺术观和文物观，还需要历史、艺术、古汉语、古建筑、佛学等各种知识。一次，他去市里开会耽误了时间，便找到华严寺的文善和尚借宿，借机向其请教佛学知识，之后，他和文善打得“火热”，两人经常是一席土炕、一张方桌、一杯清茶，彻夜长谈。

当时云冈石窟的研究相当落后，“石窟在中国，研究却在国外。”日本对石窟的研究比我们早了45年，“决不能让外国人嘲笑咱，”李治国当上所长后，他把53个主要洞窟的大小、四壁装饰和每个佛像的形象用文字和照片记录下来，给研究人员提供资料，同时吸收30多个年轻人，办起了中国通史、古汉语、古建筑和佛学4个学习班。时至今日，文物保管所已更名为文物研究所，人员也增加到了61人，成立了石窟历史研究室等5个研究室。

对于李治国来说，42年的岁月，云冈与家早就合二为一了。

呵护，国线改道

记者：“云冈石窟面临最大的危害是什么？”

李治国：“主要是风化问题。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二次扬尘’造成的污染也是石窟的‘大敌’。”

话外音：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千年来这座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坍塌、风化以及人为破坏十分严重，1960年，国家文物局召开“云冈石窟保护会议”，揭开了石窟科学保护的序幕。

大同当地有句俗语，“大同一阵风，从春刮到冬”，云冈石窟就矗立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与石窟相邻的109国道，是上世纪80年代大同煤炭外运的必经之路之一，煤车驶过卷起的二次扬尘，及其他有毒物质，如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等和雨水混合，形成酸雨渗透进石窟里，经过水解过程，对文物造成了严重损害。石窟一直在现代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两难中艰难挺立。李治国和研究所的同志们，眼看着祖宗的遗产一天天破坏下去，急的四处奔走。为此，他们见了领导就反映，口头、书面汇报了多少次谁都记不清了。最终，文物的保护工作引起了国家计委和交通部的重视，省政府最终确定云冈段改线方案：东起大同市马站村北，沿西北方向向上跨208国道，途经9个村庄，最后在白山村北折向西南，下穿云峰公路转西行与109国道相接，全长26公里，原线绿化整治成云冈旅游专线。1998年4月10日，改线工程正式开工。为了这一刻李治国等了整整8年。那天，他与心爱的石窟对坐凝视，仿佛看到一尊尊大佛露出了笑脸。

奔波的时间是漫长的，但结果和意义都非同寻常：为了保护文物而使国道改线，这在中国的交通史以及文物保护史上都是首例，从而奠定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基础。

申报，心愿终了

记者：“云冈石窟最早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哪一年？”

李治国：“早在1986年，石窟就被列入中国文物申请的预备名单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过。结果没有成功。”

记者：“什么原因？”

李治国：“因为石窟的周边环境与遗产要求的环境有很大差距。”

话外音：1989年，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正式成立，李治国任所长。第一次申报失败一直是他心中的隐痛，此时，他清醒地认识到，石窟的优势在文物，劣势在环境，与国内外世界文化遗产相比，环境条件差距太大。要想与国际接轨，加强石窟及周边环境的整治已迫在眉睫。多年整治之后，石窟的面貌与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转变，相应的，石窟每年都会迎来数万“知音”。看着申报条件日趋成熟，李治国向省市有关部门提议再次开展申报工作，1999年，申报工作再次启动。2000年，申报文本的编辑工作，如文字材料撰写、图版摄影、测绘图、幻灯、录像制作及资料编纂等陆续完成。

2001年，对云冈石窟来说是个“丰收年”，1月11日，经过国家旅游局测评，云冈石窟被评为“AAAA”级旅游景区，这证明石窟的整治工作已初见成效。3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委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菲克·姆高博士来云冈考察。此前，市政府已投资150万元拆除窟区内与文物景致不协调的建筑物、构建物；维修山体两侧的东西配殿；对石窟进行了局部绿化；贷款1000万元对附近云冈村的500户居民拆迁安置。

看着石窟文物保护工作已逐步走上正轨，李治国和研究所的每一位同志欣喜万分。当年12月份，李治国赶赴巴黎参加申报工作的列席会议。12月14日，在芬兰的赫尔辛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第25届全会如期召开。讨论到云冈石窟的申报问题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是：“云冈石窟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颠峰时期的经典杰作。”此时，李治国已感觉到成功的喜悦。当会议宣布，同意把云冈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时候，他却找了一个黑暗角落坐下，看着频频闪烁的闪光灯和那欢喜的人群，两行热泪潸然而下。多年心愿，此刻终了。

保护，难在技术

记者：“现在石窟保护主要难在什么地方？”

李治国：“文物保护是一项复杂、长期、反复的工作，不可能一劳永逸。现在保护难就难在技术上，石质文物保护在国际上也是个难题。所以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是边研究、边保护。”

记者：“那您是如何看待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这个问题的？”

李治国：“文物工作要‘一保二用’，保是前提，用是目的，两者不可偏废。保护文物就是要发挥它的各种作用，其中就有旅游观赏作用。”

话外音：上世纪60年代初，云冈石窟开始采用“石窟危岩裂隙灌浆加固”和“残断落石妆安粘接”的科学研究工作，应用“丙烯酸脂类”先后对第1窟塔柱，第10、11窟前立壁的佛龛座、佛头部位进行化学灌浆，有了初步效果。进入70年代，又对一些主要洞窟进行了大规模的抢险加固，使岌岌可危的悬石裂缝得以治理，抢救了一大批濒临倒塌的洞窟。“石窟围岩裂隙灌浆粘结加固”的研究成果于1978年获得国家科学大会奖，并且推广到国内一些石窟的加固中。石窟的稳定性已基本解决，但风化问题却成了李治国的“心病”，多年来，他查找各种资料，与国内外石窟研究工作者交流，进行粉尘影响测试，防风化材料研究等，为了保护这一重要遗产，李治国愿意搭上自己的一生。

经过多年摸索，他和所内同志们总结了一些有效的防范措施，如降低窟前地面，修筑排水渠道；修建第七、八窟木构窟檐工程；石窟顶部防渗排水试验研究工程等，从而使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李治国告诉记者，今年4月26日，张宝顺省长专门给省里相关部门批文，要加大对云冈石窟的文物保护力度，并提出对文物保护要有战略意识和历史责任感。这一批文，让李治国和同事们精神倍增。

记者：“您觉得云冈石窟对您这一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李治国：“是我的生命！”

记者：“在您的心中理想的云冈是什么样子的？”

李治国：“云冈石窟在我国雕塑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集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于一体的民族瑰宝。在我心中她应该是文物史迹保存良好、旅游便利、设施完备、环境优美、管理体系完善的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内一流的旅游景区。”

本报记者 张晓鹏／文 张宝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