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些年我们的歌坛十分热闹，但人们普遍感到，由我们自己创作，真正可以唱、值得唱的歌却太少,于是出现了“声多歌少”与“星比歌多”的现象。哪个歌星将一首歌唱红了，他（她）也就定位了。别的歌星一窝蜂地争相仿效着都唱这首歌，以至流行歌坛的歌星似流星，一晃而过，而红歌似恒星，照亮几茬歌星。

拿歌曲创作“命中率”很高的作曲家谷建芬来说，她近些年的新歌创作了800多首，真正流传的歌曲才二十几首。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曲家创作的作品中，有一些歌是有特点的，但歌星们很少去“开垦”，去演唱。一首歌曲的流行，必须通过歌唱家的演唱才能实现。但现在有些歌星不愿花力气去唱新歌，宁可带着自己或别人唱红了的歌去“走穴”，既省力，又实惠。另一方面，歌曲创作者的劳动不受尊重，创作潜力的发挥受到了极大限制。以这些年创作颇丰的铁源为例，他与徐锡宜创作的《十五的月亮》，唱红了大江南北，可作者却只收到17元的稿费。作者有时创作一首歌要积累几年，可演唱者上台唱几分钟就可拿到几千元，有时甚至几万元。这种反差极大的分配，导致一些青年人不愿搞艰苦的音乐创作，而热衷于钻录音棚，搞录音带，或演唱流行歌曲。老的作曲家不能保持思如泉涌，新的作曲家又不愿崭露头角，这对我们民族音乐创作的繁荣，显然是极其不利的。

面对这种局面，要改变“声多歌少”和“星比歌多”的现象，笔者以为，营业性的演出，演唱者每次都应按演唱费的一定比例分给词曲作家，有关部门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应有专门机构来监督执行。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对此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日本就有一个专门的音乐版权保护机构，对各种有关音乐的出版物及营业性演出都能及时登记注册，负责催要报酬，并监督依法办事。期望我们也能尽快建立机构，让词曲作家能早一天理直气壮地向“用歌者”索要报酬，早一天把精力全部投入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作词作曲之中。

同时，要把歌曲的创作和演唱作为一项艺术事业来对待，要在歌坛强调和呼唤“创造意识”。有些歌星喜欢演唱自己创作的作品，因为在这里倾注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歌中有他们思想和灵魂的印记。这样的歌星是最受欢迎和最具生命力和魅力的，像腾格尔、刘欢等。但这样的“歌手作曲家”实在太少了，这也是“声多歌少”和“星比歌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赵淑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