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颔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

鸟虫书：“王子于之用戈”

西周晚期晋国青铜器铭文

■张颔先生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先生学识渊博，他的作品融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为一体，主要著作有《侯马盟书》、《古币文编》《张颔学术文集》等。在认真研读他的学术文集中，就可感到他的文章句句严谨、语出有典。他在写文章时的态度始终是“多闻质疑，慎言其余”。

张颔的学术著述从总数量看不多，质量上却相当高。他常说：“著书容易立说难。”他治学的基点放在立说上，力争有所发现、有所开拓，做到立言有据，论证确凿，令人信服。在此选几篇文章分别简介如下：

1．《万荣出土错金鸟虫书戈铭文考释》

1961年山西万荣县庙前村后土庙发现错金鸟虫书戈一对，形制相同，上有鸟书文字。张颔就此器作了详细考证，写成文章，考证此器。首先是认字，他认出六个鸟虫书文字是“王子于之用戈”。王子于何人？先生认为是吴王僚，名州于者。“于”是“州于”之单称。文章列举大量文献、实物铭文及楚辞中的证据，证明春秋时已有人名单称的惯例，否定了将单称说成是两字反切的错误解释。还指出，鸟虫书是春秋后期吴越等南方诸国一种艺术字体，故此戈当系南方之器。以往曾有鸟虫书铭文的戈在山西汾阳县出土，当是晋国之器受南方铭文风格影响所致。文章又对照此戈与“吴季子之子剑”的“子”字，字形相同，并逐字比勘此戈与南方其他器物字形相同，说明此戈确为南方之器。接着，进一步论证了吴器流入晋国的原因。

2．《庚儿鼎解》（与张万钟合作）

1961年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晋国墓葬出土了两件带有长铭的大铜鼎。张颔先生首先考释了该鼎铭文字形，字义，并据铭文的内容判定其为东周时期徐国之器，其主人为徐王庚作为王子时所作之器。根据铜器命名的惯例，定名为“庚儿鼎”。关于该器铭文一些字的诠解，后被收入《金文诂林》一书。至于徐国之器何以流入晋国，文章通过对徐与吴楚密切关系及当时有以“宗器相赂”的史实详加考证，做出了合理解释。文章认为，此鼎当是晋大夫受赂之器，对该鼎的铸造时限也做了可信的推断。由于对这件器物铭文的考释以及其时代的断定，这件器物也就成了在考古学上的“标形器”。此文发表后亦见于日本学者江树治先生的著述中。

3．《陈喜壶辨》

1952年山西省政府文物室从古董商手中购得古铜壶一件，后来在山西省博物馆公开陈列后引起学者重视，纷纷撰文考证。学者多认为是春秋齐国陈僖子田乞之器，此壶有断代意义。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铭文与壶身纹饰风格不尽似，铭文可能是镶补所加，双耳亦可能是另铸拼接上去的。张颔则认为上述看法均不确当，故著文加以辨证。文章认为仅据残缺的一半字形“喜”即认为陈僖之器，证据欠足，且齐器多书人名不书美号。如器主是陈僖子，按当时齐铜器铭文惯例，应称“陈乞”，而“喜”字亦非美号之字。铭文用字当作“嫠（厘）”，此壶铭文用“喜”字，可知此壶断非陈僖子之器。文章又指出此壶虽然是齐国之器，但谈不上具有断代意义。文章还从工艺铸造上，举出壶耳和簋耳系列的例证与其它器一一比较，证明该器并非镶补拼接之作，而是分范合铸。此文一出，廓清了对该器过高评价或断为伪器的两种偏颇之论，断定了该器的客观科学价值。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张光裕所作 《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一书中指出、张颔对辨别古代彝器的真伪提供了宝贵经验。

4．《匏形壶与匏瓜星》

1973年山西闻喜县出土战国时带有鸟头盖的偏颈陶壶。张颔作此文考证该器形制的涵义，指出这件器物即古文献中所说的 “玄酒陶匏”的 “匏壶”，即盛玄酒（水）用的礼器。此类形制的铜器已见于容庚 《殷周青铜器通论》中著录的图版“鸟盖瓠壶”。文章又指出，壶形为匏瓜即葫芦的一种，鸟头壶像鸡形。此器轮廓形象恰如古天文星像中“匏瓜星”亦即“天鸡”之象。盖西周时以匏瓜作为日用器物，古人见物形对照以名星象，有其渊源有自。以“匏瓜”为星名，确系中国古代所固有，而非外来的名称。这篇文章是张颔考古与天文学相结合进行学术研究的代表性例证之一。

■本文采用资料为降大任 《张颔传略》见《晋阳学刊》1988年第五期

肖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