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颔—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

“侯马盟书”摹本

张颔，1961年—1962年，担任了侯马东周晋国遗址考古队队长。当年，侯马考古工地上汇集了全国众多的考古专家参加发掘工作。当时这里被考古界称为“考古会战”。1976年张颔先生发表巨著《侯马盟书》，为晋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一项重大贡献。张颔先生在诗文、书法、篆刻方面也颇有造诣，在国内享有极高的声誉。

说起张颔先生，就不得不提到《侯马盟书》。大家知道，张颔的大名就是从《侯马盟书》开始的正是在他的辛勤努力下才让《侯马盟书》散发出灿烂的光彩。

1965年冬，在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中，在侯马市春秋晚期晋国遗址上出土了大量的带有朱书文字的石片、玉片。张颔先生当时正在省委四清检查组工作他听到带有朱书文字石片出土的消息，立即向组织请了7天假，奔赴侯马。他仅用了5天时间，对刚出土的少量盟书进行了仔细的整理、辨认和研究，写出了《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随后，郭沫若先生根据他的这篇文章和对石片上文字的研究，写出了考释性文章《侯马盟书试探》，与先生的文章同时发表在《文物》1966年第二期，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文革”开始后，先生遭受迫害，被挂牌批斗，关进牛棚，强迫劳动改造，长达六七年之久，因而对这批盟书的研究也随之中断。直到1973年，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来山西，在其过问下，把先生从“牛棚”中解放出来，负责对盟书的整理和研究。结束了二千三百多天遭受批斗的先生发出了《马齿徒增五十四，地球白转两千三》的感叹。认识和整理盟书是一项极其艰辛和烦琐的工作，出土的石片、玉片，有的文字残缺，有的模糊不清。先生在100瓦的电灯下，用几套放大镜仔细辨认，每天都要对观察的结果与研究心得做出详细的记录，写成日记《盟书燃犀录》，还作了大量的有关盟书、盟誓资料的记录卡片。经过不到一年多的艰苦、细致的研究与考证，写出了《侯马盟书》这部古文字学、考古学的一部巨著，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不少学者发表文章，高度评价这一研究成果。后来又在1982年《文物》第十一期发表了郭沫若手稿 《侯马盟书试探》，郭老在他的文章中称赞：“张颔和其他同志的努力是大有贡献的。我的试探，只是在他们的成绩上作了一些补充而已。”

日本著名汉学学者松丸道雄对张颔先生的评价是：“由于1978年中日两国恢复国交，中国学术界的消息渐渐开始流传到我国（日本）。先生的令名立刻就代表中国古文字学界的研究者闻名到我国，受到日本古文字学者的注目，普遍著称于我国（日本）的学术界，其研究范围以商周青铜器铭文为首，涉及到泉币文字、玺印、镜铭，盟书等许多方面，可谓充分掌握一切古文字资料全领域，环视斯学，几乎无人能完成如此全面的研究。而且先生的贡献不限于学问，在书法、篆刻等与古文字关系甚深的艺术方面。先生精妙入神，这一点亦是现代学者所未能企及也。”

■本文采用资料参考书为降大任所写《张颔传略》见《晋阳学刊》1988年第五期

《侯马盟书》简介

1965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大量盟誓辞文玉石片，称为“侯马盟书”，又称“载书”，共有5000余件。每件玉片大小不一，磨琢精致，用毛笔书写，字迹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相似，大部分是朱红色，也有小部分是黑色的，比较清晰。因为玉片大小不一，字数也有多有少，多的达200字左右，少的只有十余字。“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赵鞅与家臣之间订立的文字条约，要求参加盟誓的人必须效忠盟主，一致诛讨已被驱逐在外的敌对势力，不得私自扩充奴隶、土地、财产，不得与敌人来往。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和文字、研究晋国历史以及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情况有重大意义。

“侯马盟书”内容

盟书是先秦时期奴隶主贵族为了相互间的利益而订立的盟约誓词，文献称“约信曰誓，莅牲曰盟”。当时有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盟约，诸侯与诸侯间的盟约，诸侯与卿大夫之间的盟约。而“侯马盟书”则是晋国执政卿赵鞅与家臣之间的盟约。他要求参盟人誓死忠诚与盟主赵鞅共同对抗打击当时晋国的另一些卿大夫如范氏、中行氏。“侯马盟书”突出体现了春秋晚期晋国内部矛盾的激化并导致晋国的最终分裂，即历史上著名的 “三家分晋”。

“侯马盟书”这份考古资料的出土以及对它的科学研究，解除了很多史籍记载的疑惑，从而使史学家从中触摸到了真正的历史。

张颔先生对“侯马盟书”的考证和研究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这一成果的面世受到国内及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肖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