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卫军、宋卫荣兄妹在一起

直立行走，正常人似乎没谁感到它的可贵。但对太原市民宋卫军而言，这却是个终生的奢望。37年来，患了“进行性肌萎缩症”的他从未站起来过。

本月7日，“中国残疾人自强创业论坛”在绍兴开幕。宋卫军和国内著名的残疾人企业家马灿敏、阮文龙等一起，并列“首届全国肢残人十大自强创业之星”。十人中，宋是惟一的山西人。

“那些老板，动辄家资上亿，而我的企业一年营业额只有300多万”，接受采访的宋卫军有些惭愧。

宋卫军的名片上，印着5个职务。其实，他是7个企业的老板。这些企业都不大，但其中几个却与IT有关。而且，他雇用的72个员工中，有30个和他一样的残疾人。

据了解,目前全国就业年龄段内的残疾人有3400多万,但就业形势并不乐观,15岁到59岁残疾人就业率仅为47.84%;而就业人群中,也多是从事盲人按摩、手工编织、电器维修等一些主要靠体力进行的工作。

“残疾人的体力怎么也不可能赶过正常人”，“但他们的智力却没有区别”；所以，必须让残疾人在IT等高端行业就业，才能扬长避短，“但这有个前提，残疾人必须提高文化知识素质”。

“国家的帮助，只可使残疾人达到温饱；但要达到小康，必须自己创业”，宋卫军说，“而选择什么行业创业非常关键”。

“老醯儿”绍兴争光

11月12日上午,太原新民中街物流大厦618室,主营IT的“华易通客户服务公司”。

蜷缩在轮椅中,经理宋卫军只比办公桌高出一头。和在街头摆摊修家电、配钥匙的其他残疾人相比,他的身体状况更为糟糕:三片肺叶停止工作,全身肌肉萎缩,只有头部和右手还可灵活运动;但右手却无缚鸡之力,只能拿起手机、钢笔等一两重的东西。

但宋卫军脸上却永远是笑容。他头脑清晰,逻辑严密,理论一套一套。“您说得非常对”是其口头禅,不停地对交谈者进行暗示性鼓励。作为省心理卫生协会的委员,他精通心理咨询。“有人问我怎么能当了老板”,宋卫军开玩笑说,“我回答说拿不动东西,只能当老板”。“华易通”除了为企业设计维护网站、制作网页广告等,还负责对一些有志于从事IT业的残疾人进行无偿培训。

这个提高残疾人就业层次的做法,不是宋卫军的个人行为,而是中残联和李嘉诚基金会今年合作实施的“长江高科技助残就业项目”。该项目将在太原实施5年,计划资助800名残疾人学习IT、动漫和机械制图。经过高科技培训的残疾人,可定向就业。

太原是该项目的30个执行单位之一,市残联却只把实施地点设在了宋卫军的“华易通”。该企业是我省首家残疾人IT产业科技公司,省城众多残疾人早把“家资百万”的宋卫军当成了创业偶像。

宋卫军本月7日的辉煌,也成为山西残联界的骄傲。很少有人知道,这是宋卫军人生第一次走出太原、乘坐飞机。

而此前,则是“用苦水写就的人生”。

创造“生命奇迹”

中午12点,宋永生推着儿子宋卫军的轮椅,缓缓走出物流大厦。这里没有无障碍通道,但宋永生娴熟地把轮椅反转、椅背下压后,倒着下了台阶。儿子只有四五十斤,父亲并不吃力。

前几分钟,宋永生的老伴赵月英刚推着女儿宋卫荣的轮椅出了大厦。宋卫荣是宋卫军的妹妹,比他小两岁,和哥哥同病相怜。

他们住在附近一个不大的公寓里,“还好是一楼,不用上楼梯”。每晚,赵月英和儿子占一间;保姆和宋卫荣占一间。因为住不开,宋永生每晚都要赶回迎新街厂区居住。这种残疾,睡时要不停翻身,否则容易出危险。为此,赵月英和保姆从来睡不成囫囵觉。

多年来,这样的镜头每天都在这个家庭上演。

宋永生只有58岁,但面相苍老。显然,为了抚养这对天生不幸的儿女,他吃了很多苦头。

赵月英和宋永生都是太原某机械厂的工人。1970年,小卫军出世。两岁时,小家伙喉部突然长出一个小红疙瘩,父母按医嘱贴了膏药,不想却发生大面积溃烂,气管都露了出来,呼吸几乎停止;而医院里的大夫都被拉去游街,两位专家冒着被批斗的风险,从贴了封条的库里取出手术设备,才救了卫军的命。

那时,为照料奄奄一息的儿子,刚出生的小卫荣只能放在邻居家,用米汤拌着牛奶喂养。

苦难只是开始。五岁时,卫军还无法行走,腿软得像面条。父母以为只是缺钙,后又怀疑是小儿麻痹;最后终于被确诊为“进行性肌萎缩症”。医生推断说“很难活到10岁”。吓傻了的父母只能无助地合抱着孩子放声痛哭。

祸不单行。正当全家为小卫军愁肠百结时,一向白嫩喜人的妹妹小卫荣走路突然开始吃力。一个月后,小卫荣再也无法站立,只得爬来爬去,“结果仍是进行性肌萎缩症,医生说最多可以活到8岁”。

孩子是希望。一个家庭,就这样陷入了无边黑暗。

当别的孩子都开始背着书包上学时,两个小家伙只有在窗口忌妒地观望。哥哥坐不稳,上学没有可能;但妹妹的身体比哥哥好,起码能稳坐在板凳上,所以吵得很凶。父母一次次哄骗,说等她9岁时一定送她去学校。

孩子哪里知道,绝望的父母正在等待医生划定的10岁和8岁“大限”。

终于,小卫荣朝思暮想的“9岁”到了,父母满怀矛盾,兑现了曾经的承诺。每天4趟,父亲把孩子从家抱到机械厂子弟学校,后来的9年从未间断。

卫荣很聪明,除了体育总是零分,其它科科优秀。她最喜欢舞蹈,但只能看着同学表演。

而哥哥则每天在家里苦盼妹妹归来。这是兄妹的一个秘密:妹妹每天的所学,全部原样教给哥哥;两人从小共用一套课本,大字不识几个的妹妹刚入学就当了“家教”。

吃药和吃饭一样频繁,家庭负债累累,但卫军、卫荣的病情却丝毫不见好转。这种基因病,现在仍是医学界的难题。多少次,兄妹被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但总是被“阎王爷放生”。医生后来说,像宋氏兄妹的情况非常少见,几乎是“生命的奇迹”。

从“练摊”到IT新星

17岁时,卫荣上完了初中,也帮19岁的哥哥达到了同等水平。能够就读的高中实在太远,卫荣最终弃学。他们开始为自己不能为这个家庭做丝毫事情万般痛苦。

正在这时,卫军偶然知道了自己的病并非父母口中的“小儿麻痹”,而是一种绝症,兄妹抱头痛哭了一天。

“我们已经远远活过了该活的年限,现在是每多活一天就白赚一天,我们何不竭尽全力有所作为呢!”1987年夏天,哥哥参加了石家庄某函授学院机电班,妹妹参加了沈阳文学艺术院的函授班。两人利用3年时间共同学完了成人大学课程。

和许多残疾人一样,卫军起初想未来从事修理电器。他的首次成功,是把爷爷的一个坏收音机鼓捣出了声音。但很快,他的左臂开始不听使唤,连焊锡、绕线等简单活都无法完成。卫军沮丧极了,“我这是白学了”。

宋家在新民中街附近有个老宅。1993年,兄妹俩准备在新民中街的附近开个小商品摊。“连走都不行,怎么可能呢”,父母坚决反对。倔强的卫军打破一面镜子后,父母同意了。

那是什么样的小摊呀:没有遮阳伞,只有一块两米见方的包装布撑在头顶;商品就是些汽水、香烟、作业本;摊主不能动弹,需要母亲起早到批发市场进货;摊主只能动嘴,顾客交钱、找零都需要自助……

第一笔生意是4瓶“太钢汽水”,国师街小学的学生是首批顾客。第一天,挣了1.3元。

妹妹卫荣的手很巧,编织的“艺术粽子”精致可爱,居然成了小摊的“招牌货”。第一个月,赢利几百元;两个月后,旧城改造开始,小摊无疾而终。

练摊,对正常人无所谓,对卫军这样的重度残疾可真是残忍:一场暴雨中,卫荣跌到了雨水里;但卫军只能眼睁睁看着妹妹在泥水里挣扎,四目相对中,惟有无语凝咽。

靠受苦不是办法。那时晚报类报刊开始起步,全国涌现出一批自由撰稿人和职业剪报人。兄妹俩不约而同拿起笔来,哥哥画漫画,妹妹写散文。当然,无数次碰壁后,两人的作品开始频频出现在各类报刊上。

宋卫军至今清楚记得,他开始是摹仿蔡志忠的漫画风格,前三幅都是投给家门口的《山西工人报》,第三幅才见了报……

上世纪的最后几年,宋氏兄妹已经成了杏花岭区残疾人群体中著名的“大秀才”,稿费也源源而来,媒体也开始关注他们。在最后走入电信和IT业前,两人居然攒了两万多元。

成了名人,残疾人朋友的来信越来越多,宋家最后装了一部电话;卫军谈吐睿智中肯,卫荣嗓音温柔亲切,随着号码的广为人知,这个电话昼夜占线,成了全国有名的“残疾人心理咨询热线”。1998年,宋氏兄妹双双被吸收为“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

2000年,宋卫军以2万元起家,依靠太原市残联资助的12部电话,创办了太原第一家通信信息客户服务公司。是年,卫军“三十而立”。

7年后的今天,宋卫军已拥有了大西广告、华易通客户服务公司、华夏成功心理培训学校、爱琴海婚介等7家单位,专业从事IT网络、电信增值及残疾人就业心理培训和社区家政服务。卫军承认“赢利的有4个,其余3个还在投资阶段”。

“成功可以复制”

宋卫军从练摊到从事IT的创业经历,正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残疾人完全可以在IT网络等高端行业就业,“我行,他们也行”,“成功可以复制”。

“华易通”公司里,包括多名残疾人在内的20多名员工,上午进行网站设计等工作,下午则进行集中培训学习。

给他们代计算机课的王锦霞老师说,常雪娇等几名聋哑青年脑子非常好使,“他们通过口型就知道你在讲什么”,“他们的理解能力一点都不比正常人差”。

给宋卫军做内勤的冯华也是残疾人,她经常看见这几个聋哑青年去书店购买计算机图像制作的书籍,“他们晚上回家都要自学的”。

残疾人李雅雪是公司的业务大拿,她设计的产品经常得到客户的赞扬。尽管其说话都很吃力,两只变形的手却都可以熟练地操作鼠标,“这个绝活一般人不会”。

老天无情,宋卫军无疑很不幸;但世人有情,他又很幸运。他的幸运,在于有含辛茹苦的父母,还有太原残联和太原电信部门的鼎立支持……当然,还有个人素质使然。

妹妹宋卫荣,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她的情况并不比哥哥好多少,“他的手只能拿起一两,我能拿半斤”。她其实是哥哥的第一副手,一直在默默支持哥哥的事业……

37岁的宋卫军,还没有结婚,据员工说他有一个处了8年的女朋友;但35岁的妹妹显然没有这么幸运,“喜欢你的人可能很多,愿意和你结婚的很少”。

他们的父母宋永生和赵月英,已经习惯了这种苦日子。他们更愿意说的是现在,“比那时好多了”。

“是所有人的爱心让我撑到了现在”。残疾的痛苦经历,让宋卫军非常理解残疾人。他说,其实他的公司有50个人也就够了,但他不忍心辞退一个员工,尤其是残疾员工。

宋卫军说,国外评选优秀企业时并不只看中利税等指标,解决了多少人就业是更重要的方面。宋卫军的外套都是二三十元的,“少买一件好衣服,就能给一个员工发工资”,“有一个好的团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业务”。

本报记者 李廷祯